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到舟山抓她。 2月26日晚上，由于忧虑和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她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断，和着热水吞入腹中。第二天，看守打开牢房门，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后，医生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自杀没有成功。金子排出来了，人也只剩半条命。特务把她抬回牢房，脚镣“咔嗒”一声锁回脚踝，像给破麻袋贴封条。他们以为吞金是女人的小性子，吓唬吓唬就过去，哪知道这位朱大小姐压根没打算活。后来审案卷里写：“朱枫态度顽固，屡教不改。”——听起来像训小学生，其实人家是铁了心要把秘密带进棺材。得交代一句，朱枫可不是普通交通员。她娘家宁波镇海，民国年间数一数二的富户，光嫁妆就能买下半条街。小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英文、法文脱口而出，抗战爆发，她把首饰盒一倒，换成奎宁、绷带、手枪，雇船送到新四军驻地。再后来，她干脆把儿子女儿寄养在老乡家，自己拎着皮箱走南闯北，箱子里装的不是胭脂，是密写纸、电台零件、金条。朋友们喊她“朱三小姐”，她笑：“小姐今天跑单帮，专送脑袋。” 有钱、有颜、有胆，偏偏选了最苦的一条路。1949 年 10 月，广州刚解放，她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当“革命太太”，却主动请缨去台湾——“那边缺人，我熟。”组织上犹豫：你去了可能回不来。她回一句：“我从来没打算回来。”一句话，把生孩子的产假直接换成临终遗言。台北的牢房潮湿得能拧出水。朱枫被绑在老虎凳上，特务头儿毛人凤亲自出马，笑眯眯递过纸笔：“把知道的名字写一写，写完就送你回上海看儿子。”朱枫也笑，提笔刷刷写，毛人凤凑近一看——纸上只有两句诗：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毛笔字漂亮得像帖，内容能把人气到冒烟。老虎凳又加了三块砖，膝盖咯吱一声，她当场晕过去。醒来后，她哼的是《延安颂》，声音不大，却能把隔壁牢房里的政治犯眼泪唱下来。再说那次吞金。很多人以为金子一咽就完事，其实金锁片边缘锋利，像碎玻璃划过食道，她疼得浑身抽筋，硬是一声没吭。看守发现时，她缩成虾米，嘴角还挂着笑——那笑我见过，纪录片里截出来的，嘴角上扬，眼睛却像两口枯井，深不见底。医生后来跟特务嘀咕：“这女人对自己比对敌人还狠。”一句话，把女人的决绝说成变态，真会总结。排金子的三天，她滴水未进，泻药把肠子拉成翻转的布袋。特务怕她再死，用手铐把人锁在病床栏杆上，左手输液，右手接尿盆。她还有心思开玩笑：“贵局待遇不错，五星级。”护士小姑娘 17 岁，偷偷给她塞了块巧克力，她转手掰成三份，藏在枕头底下，说是“胜利之后开庆功会”。后来小姑娘因“通敌”被开除，几十年后接受采访，哭到镜头晃：“她连巧克力都不舍得一个人吃，怎么会卖国？” 1950 年 6 月 10 日，台北马场町。凌晨四点，宪兵把她从睡梦中拖起，脚镣在走廊拖出长长火花。她问：“能给我梳个头吗？”宪兵愣住，居然真递过一把塑料梳。她慢慢盘了个发髻，用一根筷子固定，露出光洁的额头——那样子，像要去舞会。刑场上有记者拍照，她侧过脸，留下一张侧影：旗袍整洁，脖颈挺直，嘴角还是那副似笑非笑。枪响前，她喊的是“新中国万岁！”声音被海浪吞没，沙滩留下一个小小弹孔，像给岛屿扎了根看不见的针。子弹穿过胸膛，她倒下时，手还捂着肚子——那里曾经吞过金子，如今空空如也。特务搜身，只找到一张被血浸透的纸条： “孩子，妈妈走了。不要哭，妈妈只是先回家。”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纸条被随手扔进垃圾桶，后来被一名清洁工偷偷捡走，藏了半个世纪。2011 年，这张纸条才回到大陆，落在她外孙手里，小伙子当场跪地，哭到指节发白。故事到这儿，有人会说：都过去啦，翻篇吧。可我怎么也翻不过去。几年前我去台北出差，特意跑到马场町，那里现在是个河滨公园，情侣在放风筝，BBQ 炊烟袅袅。我蹲在一块石头旁，石头背面刻着“朱枫”二字，小得几乎看不见。旁边卖槟榔的大姐热情招呼：“先生买包槟榔？提神！”我摇头，指着石头问：“知道她是谁吗？”大姐咧嘴：“啥？风景区还搞追星？”我笑笑，没接话。风一吹，槟榔味混着河水腥，像 70 年前的血，淡得几乎闻不见。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