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李鹏总理一家五口合影，夫人气质不凡，三个孩子长相出众，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幸福。 那张照片，黑白的，旧了。 李鹏的家庭出身和那张照片里的安稳，其实相差挺远。 他是1928年出生的，地点在上海，但这事他小时候都没太清楚。父亲李硕勋是个铁了心干革命的人，做地下工作、搞组织、跑情报，从不避事。 他被捕之后，被送到海南，受了不少酷刑，最后牺牲了，腿骨被打断，连句求饶都没说过。 那年李鹏才两岁，记不得父亲的样子，也不知道父亲最后给母亲写过一封遗书，说得很明白：孩子你得自己拉扯，千万别来看我尸体。 信送到时，李硕勋已经不在了。 母亲赵君陶，出身比父亲更好一点，家里做生意，有钱有屋有铺子。 但她也是个硬脾气，早早跟着丈夫投身革命。丈夫走了，她怀着孩子，独自把李鹏和妹妹带大。她做过教师，也在战时儿童保育机构任过职，还在重庆和邓颖超打过多年交道。 她最看重的是自立和教育，不愿靠亲戚接济，不愿躲在家里吃现成饭。 她常说的就是，“孩子要读书，自己要挣钱”。 李鹏小时候住在外祖家的时候，见惯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教课备课，晚上还得在灯下缝衣服、写信。 母亲的教育方式不怎么温柔，也不讲究什么心理引导，就是规矩、要求、自己做榜样。李鹏进小学后，读的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这种学校在那个时代算不错了，但生活依然紧巴。 家里没多余的钱买参考书，他常常借别人的，晚上抄下来再还。没抱怨，也没人哄。 抗战期间，他随母亲去了重庆。 母亲被安排去战时保育会当院长，管理几百个孩子，压力大得很，但她没退过一步。 李鹏这时候已经开始接触一些社会科学的内容，后来因为表现不错，被安排前往延安。他改名字就是在这时候，蒋南翔说，“远芃”这名字太绕口，叫“李鹏”吧，简单也好记。这名字他用了整整一辈子，没改过。 到了延安，他接受的就是正规的党的教育训练。 周恩来、邓颖超都见过他，也管过他。 周恩来问他念报纸、讲社论的那一段，是真的发生过，不是编的。 当时他说得还算有条理，周恩来就夸了他几句。从此在延安小范围内，“那个会背马列的小孩”这标签就贴上了。 其实那时候很多孩子都挺早熟，环境逼着他们不得不早懂事。 离开延安后，李鹏没立刻参加工作，而是去张家口的工业学校继续学技术。 毕业后，他主动选了电力系统，想着这行将来国家肯定需要。他不想光靠政治背景吃饭，觉得学点真本事，心里踏实。 1948年，他去了苏联留学，进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水电，这个学院在当时非常有名。留学那几年，他一边学，一边琢磨国家建设的事。不是那种空喊口号的热血，是实打实觉得中国电力基础薄，能补上这个短板，是一件靠谱的事。 1955年，李鹏回国。组织安排他去了丰满水电站工作，从技术员干起，后来一步步做到总工程师、副厂长。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基层待着，跟工人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宿舍。他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做事细、脾气稳，出了故障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查。丰满那几年，他是真正摸清了电力系统的底层脉络，对后来当电力部长、管三峡，都有直接帮助。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朱琳。 事情不复杂，1957年吉林市政府办联欢会，朱琳负责给苏联专家当翻译，李鹏在场。 他看到朱琳上台，那姑娘穿得得体，说话有分寸，俄语标准，一下就注意上了。后来找了个机会，两人跳了舞，又交换了联系方式。再往后，写信、约见、介绍家庭……水到渠成。 朱琳背景也不一般，她在102厂做翻译，身边的圈子很规矩。但她性格活泼、做事认真，不是娇气那一类。婚后他们住在招待所改的房间里，地方不大，孩子出生后甚至要靠柜子隔出一块区域来睡觉。那会儿家里没厨房，做饭靠酒精炉，洗澡靠大瓦盆。 条件不算好，但两个人都不怎么讲究。李鹏出差，朱琳就一个人带孩子，李鹏回来，就一起补衣做饭、收拾屋子。 生活忙，孩子吵，但他们日子过得踏实。 第一个孩子李小鹏出生于1959年，那次差点出事。 朱琳在公交车上摔了一跤，羊水破了，送到协和医院住进了危重病房。最后是林巧稚亲自会诊，才把母子保了下来。小鹏出生那天，李鹏还在外地，他妈守在医院外，一直没合眼。 孩子刚出生，瘦得像猫，但嗓门大，医生说养好了能成。 第二个孩子李小琳，是在1961年的儿童节出生的。 那时候家里住进了电力局的宿舍，虽然只有34平方米，但已经算稳定了。为了让小鹏能在北京念书，朱琳把他送回了李鹏母亲那儿，自己在东北待产。 李鹏那阵工作很忙，常年两地跑，朱琳把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都扛下来了。 最小的儿子李小勇，1963年出生。 本来他们没打算再生，但医生说这胎可能是男孩，而且有些病是“月子里的病，得下个月子养”，于是他们就决定留下来。 小勇出生时特别胖，八斤，哭声震天。这孩子后来真去当兵了，也算没辜负“勇”这个字。 这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也不少，但那张五口人的合影最常被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