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19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2006 年河南郾城的农家小院里，88 岁的杨钦典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 照片里，他与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并肩而坐，两人双手交握，他眼角的泪痕清晰可见。 这张照片拍摄后不到一年，杨钦典便在家中病逝，而照片背后，藏着一段他从未对人详述的往事： 1949 年 11 月 27 日深夜，他放走 19 名革命志士时，曾与罗广斌有过一场关于 “良知” 的对话，这段对话，成了他往后 60 年赎罪路上的精神支柱。 1949 年 11 月 27 日，白公馆监狱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 杨钦典攥着牢门钥匙，躲在墙角吸烟，罗广斌隔着铁栏轻声喊他：“杨看守，你看这满地的血，国民党要败了，你真要跟着他们一条道走到黑？” 杨钦典的烟蒂掉在地上，他想起三天前接到的命令 ——“天亮前杀光所有囚犯”，又想起 9 月 6 日杀害小萝卜头时，孩子那双睁得圆圆的眼睛。 “我…… 我只是个看守，我能怎么办？” 他声音发颤，罗广斌立刻接话：“你能开门！放我们走，将来新中国成立，我们会为你作证，你这是戴罪立功！” 这段对话，在杨钦典后来的忏悔书中有详细记载，却从未出现在之前的公开叙述里。 最终，杨钦典做了决定。他以 “换岗” 为由，支走另一名看守，然后迅速打开 19 间牢房的铁锁。 “快！从后山走，那边有小路！” 他压低声音，还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干粮塞给走在最后的罗广斌，“路上饿了吃，别回头！” 看着众人消失在夜色中，他没有逃跑，而是把钥匙放在桌上，坐在牢房里等着解放军到来。 重庆解放后，他主动自首，这份 “不逃不藏” 的态度，成了政府从轻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6 年 “文革” 爆发，杨钦典被押回重庆监狱，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在狱中，他偷偷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 1973 年的一篇写道：“今天造反派逼我写材料，说罗广斌是‘特务’，我不能写。 当年是我放了他们，他们是好人，我要是写了，就真成了千古罪人。” 这本日记后来被他的小儿子杨建国保存下来，日记里还夹着一张他用指甲在硬纸板上刻的 “悔” 字 —— 这些细节，此前从未被提及，却真实展现了他在逆境中的坚守。 1982 年杨钦典出狱后，回到河南郾城老家。此时妻子早已病逝，大儿子因他的 “历史问题” 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小儿子杨建国刚考上大学，却因父亲的经历差点被退学。 杨钦典没有抱怨，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种地，傍晚捡废品补贴家用。 杨建国回忆：“父亲从不跟我们提白公馆的事，只在每年 9 月 6 日那天，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桌上摆着一碗清水，说是给‘小萝卜头’的。” 2006 年杨瀚的探访，成了杨钦典晚年最大的慰藉。 杨瀚后来在《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一书中写道：“杨钦典老人握着我的手，反复说‘对不起杨将军’，我告诉他，历史会记住他的救赎，他不是罪人，是时代的受害者。” 这次见面后，杨钦典的精神好了许多，他开始主动给村里的孩子讲革命故事，不过每次讲到小萝卜头，都会哽咽着说：“是我对不起他，我这一辈子，都在赎罪。” 2007 年杨钦典病逝后，杨建国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那本监狱日记和 “悔” 字纸板捐赠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如今，杨建国在郾城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售卖红色书籍，他说：“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人记住历史，我会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而那张杨钦典与杨瀚的合影，被挂在书店的墙上，照片旁边写着杨钦典临终前的那句话：“要记住历史，要做个好人。” 杨钦典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与挣扎，但他用行动证明，即便犯过错误，只要心怀良知，也能找到救赎之路。 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忏悔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 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人性的微光，终究能照亮前行的路。 信源：《红岩档案解密》（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人民网《红岩背后的“特殊人物”：杨钦典的悔与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