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由于过于饥饿，于是就向村民讨吃的。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没生气，甚至接过那碗猪食，泪流满面的吃了起来。 很少有人知道，安徽大学植物学教授何家庆的人生里，有段比实验室研究更戳人的经历——1998年深秋，他在大别山里饿到极点，接过农妇递来的猪食，蹲在泥地上含泪吃完。 那天的雨把山路泡得泥泞，何家庆背着装满标本和扶贫笔记的帆布包，已经在山里转了三天。 最后半块干粮昨天就没了，肚子空得发慌，他看见山坳里的土坯房，踉跄着走过去。 开门的农妇打量他：头发乱得缠了草，中山装下摆沾着泥，裤脚还刮了个口子，根本不像城里来的教授。 没等他说明是来调研植物的，农妇转身端来个豁口的粗碗，里面是混着碎米糠的糊糊，闻着有点酸，“家里没别的了，这个能填肚子”。 何家庆没推辞，双手接过来就吃。 米糠剌得喉咙发紧，糊糊没什么味道，可他一口没剩。 吃到最后，眼泪滴进碗里，他想起刚才路过窗根时，看见屋里孩子穿着露脚趾的鞋，灶台上只有半块硬邦邦的红薯。 后来他跟学生说：“那不是猪食，是山里人能拿出的最好东西——当年大别山区农民一年挣不到300块，掺了碎米的糊糊，比他们自己吃的红薯干还强。” 何家庆能懂这份苦，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苦日子里爬出来的。 1949年他生在安庆码头，娘走得早，爹靠拉板车运煤养活一家八口。 小时候他天不亮就跟着爹去码头，看着爹弯着腰、把绳子勒进肩膀，一步一步拉着比人还重的煤车，汗珠子砸在地上。 就算这样，爹还是咬牙送他上学：“只有读书，才能不用干苦力。” 学费凑不齐，爹就挨家跟邻居借；书本买不起，老师就把旧课本给他。 冬天没有棉衣，同学悄悄把家里的旧棉袄塞给他。 爹有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几张烟盒纸，上面用铅笔写着谁帮过他们：“王婶给了一碗米”“李老师借了一块钱”，一共58笔，爹总说“这些情，你得记一辈子”。 后来他考上安徽大学，学费是高中老师和同学你五毛、我一块凑的，报到那天，爹把布包塞给他：“以后有能力了，多帮跟咱们一样难的人。” 大学毕业后，何家庆留在学校教植物课，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标本馆。 有次整理旧资料，他看到一份1910年的档案：一个法国植物学家来大别山采集了500多种植物标本，带回了国外，而国内竟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大别山植物资源记录。 他心里不是滋味，暗下决心要补上这个空白——不只是记录植物，还要找出能让山里人赚钱的品种。 为了进山调研，他省吃俭用：结婚时没买新家具，只打了一个木箱。 平时吃饭都是咸菜就馍馍；衣服穿破了就打补丁，直到实在不能穿才换。 攒了三年，他才凑够3000块钱。 出发前，爹从床底摸出个布包，里面是4000多块一毛、两毛的零钱，还有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共产党让你读了书，要对得起老百姓”——那是爹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 1984年开春，何家庆进了大别山，一待就是225天。 白天他拿着标本夹翻山越岭，记录植物的生长环境。 晚上就住在老乡家的牛棚里，或者找个山洞，用手电筒照着整理笔记。 山蚂蟥钻进裤腿，他就用烟头烫走；下雨天路滑，他摔下过山坡，胳膊擦破了皮也没当回事。 遇到狼群，他就捡根粗木棍，站在原地不动，直到狼群离开。 后来他被派到绩溪县当科技副县长，别人坐办公室批文件，他却天天骑辆旧自行车跑遍23个乡镇。 他办“野草展览会”，告诉老乡哪些草能当药材、哪些能喂牲口。 发现当地适合种魔芋，他就自己掏钱买种子试种，还编了本带图画的种植手册。 丰收时，种魔芋的农户都赚了钱，老乡们喊他“魔芋县长”。 1998年春天，他揣着家里攒的27720块钱，又去了西部山区。 走坏12双胶鞋，饿了就讨饭，甚至吃猪圈里的馊糊糊，可他没停下。 直到后来查出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他还惦记着没整理完的调研笔记，最后嘱咐把眼角膜捐给山里的孩子。 像何家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云南的张桂梅办免费女高，太行山区的李保国教农民种果树。 他们没什么惊天壮举，却用一辈子的时间，把对老百姓的牵挂，实实在在落到了行动上。 就像那碗猪食，看着不体面，装着的却是最真的心意。 那么到最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