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部队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的悲剧：63军副军长余洪信持枪行凶，接连毙伤政委和副政委后仓皇出逃，最终在野外自杀！ 1970年，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战备支边任务，余洪信兼任着巴彦淖尔盟的前线指挥部负责人。这一下，他手里的权力大了，接触的地方事务也多了，心态就慢慢失衡了。 在巴盟那段时间，他变得越来越狂躁，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地方干部和老百姓放在眼里。更严重的是，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本来是个受人尊敬的高级将领，却利用职权，干出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内蒙古前线的指挥机构，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余洪信前脚刚走，后脚告状信就雪片似的飞到了北京，直接递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信里揭发的，是他在巴盟期间的种种劣迹，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强奸、侮辱33名女青年、女记者、女医生。 这还了得？总理震怒，63军党委立刻奉命核查。面对组织的调查，余洪信只承认和其中5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但坚称都是“你情我愿”，没有强迫。军党委查实后，觉得问题严重，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这一下，天塌了。从一个威风八面的副军长，到一个声名狼藉的审查对象，这种落差，对余洪信这种性格刚烈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整天烦躁不安，在家里也跟老婆闹得鸡飞狗跳。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连妻子都成了组织派来监视他的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听说北京军区派了副政委要来军部，他主观地认为，这是要来宣布判他刑，彻底完蛋了。巨大的恐惧和羞辱感，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1972年5月18日凌晨2点，悲剧上演。 余洪信趁着妻子熟睡，悄悄溜出家门，直奔军部的侦察连。哨兵看是副军长，以为是半夜查哨，敬了个礼就没再多问。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手枪班，从墙上摘了两把手枪，插在腰里就走了。 回到家，妻子被惊醒，看到他腰里的枪，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尖叫：“老余偷手枪了！”余洪信二话不说，举枪就射。幸亏女儿反应快，扑上去推了他一把，子弹打偏了。他也没再纠缠，提着双枪就冲出了家门。 他第一个目标，是军长阎同茂。他“砰砰砰”地砸门，屋里却没一点动静。其实阎同茂在家，但这位老军人警惕性极高，深夜听到这种砸门声，感觉不对劲，硬是没开灯也没出声。余洪信等了一会儿，以为人不在，转身就去了政委曹步墀家。 曹政委的爱人邢玉荣是个普通妇女，没那么多防备，听到敲门声，以为有什么急事，起身就拉开了灯。这一下，屋里亮了，窗户后面的人影也暴露了。余洪信退后几步，对着亮灯的窗户，举起双枪就是一顿猛射。邢玉荣当场死亡，睡在一旁的曹政委反应神速，一骨碌滚到床下，才捡回一条命。 枪声惊动了住在后院的副政委杨兆魁。他跑出来查看情况，黑灯瞎火的，正撞上杀红了眼的余洪信。杨兆魁高度近视，没看清来人是谁，只问了句“哪里打枪？”余洪信抬手就是两枪，杨兆魁应声倒地，幸好只是肩膀中弹，没有性命之忧。 此时，整个军部大院已经乱成一团。余洪信在逃跑路上，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情况的通信员，然后消失在了夜色里。 这案子在当时，可以说是骇人听聞，震惊了全军乃至全国。中央下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张大网迅速在全国铺开。 考虑到余洪信曾在内蒙古待过，熟悉边境地形，专案组最担心的就是他会越境叛逃到蒙古，再转去苏联。所以，巴盟边境一带的戒严尤其森严。 然而，余洪信并没有选择那条路。 一个月后，在山西榆次南郊的一片麦地里，两个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旁边还扔着两把手枪。经过层层上报和现场勘验，最终确认，死者就是逃亡了一个多月的余洪信。 怎么确认的？证据环环相扣。两支手枪的枪号，和63军上报的被盗枪号完全一致；死者头上的帽子里，写着“余洪信”三个字；他头上的伤疤，身上的钥匙，都和档案记录对得上。最后，他的妻女也辨认出他身上的毛衣和鞋垫。法医给出的结论是：余洪信为自杀。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是把两支手枪顶在自己的两边太阳穴，同时扣动的扳机。这位在战场上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战斗英雄，最终以一种极其惨烈和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 余洪信死后，63军党委做出了决定，将他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军籍。他的妻子被直接送回了农村老家。军里还派人到他两个孩子当兵的单位，要求把他们作复员处理。 但这一次，孩子所在的部队却表现出了人性的温度。他们顶了回去，说：“孩子表现不错，不应该被牵连，怎么处理是我们单位党委的事，你们63军就别管了。” 据说，很多年后，当年参与追捕余洪信的一位女兵海兰兰，在医院生孩子做剖腹产手术。当她看到主刀医生的名字时，愣住了，正是余洪信的女儿。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曾经的追捕者与逃犯的后代，以这样一种方式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