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当得知傅连暲被评为中将，很多将领表示不服，甚至有些战将当众表达不满彭德怀闻听，当即将那些有意见的战将叫来就是一通痛批。 1978年深秋，北京的一间普通民居里，陈真仁颤抖着双手展开一份红色封面的平反通知书，“为傅连暲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字样，让她忍不住红了眼眶。 通知书里还附着一份早年的表彰记录，其中“苏区第一模范”五个字格外醒目，这是毛主席当年对傅连暲的评价，此刻读来，仿佛又让她看到了那个背着药箱、穿梭在苏区山林间的身影。 这位被称作“苏区第一模范”的医者，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时，会引发一场不小的争议。 当时，当“傅连暲”的名字出现在中将军衔名单上，几位战功赫赫的战将当场提出异议：“他没带过一兵一卒，没打过一场硬仗，凭什么跟我们一样评中将？” 消息传到彭德怀元帅耳中，这位素来耿直的元帅立刻召集起提异议的将领，指着名单上的名字严肃反问：“你们在战场上消灭敌人，是战功；” “傅连暲救活的指挥员，比你们一个师打掉的敌人还多，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战功？”这番话让在场将领哑口无言，也让更多人开始好奇，这位没上过战场的中将，到底有怎样的经历。 答案藏在1927年汀州的福音医院里。那年南昌起义后，三百多名伤员辗转来到这里，其中一位年轻军官右腿被子弹击中，伤口感染化脓，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截肢保命。 傅连暲看着这位军官强忍剧痛仍喊着“我还能打仗”的模样，于心不忍，决定冒险尝试保守治疗。他每天亲自为伤口清创、敷药，调整包扎的松紧度，甚至熬夜查阅医书，改良治疗方案。 一个多月后，这位军官不仅保住了腿，还能重新下地行走，他就是后来的陈赓大将。多年后，陈赓每次见到傅连暲，都会笑着掀起裤腿：“傅院长，您这双手，可比我的枪还管用！” 傅连暲与革命的缘分很深。1926年，他结识了邓子恢，对方关于“社会革命才能救中国”的论述，让他找到了方向。 五卅运动爆发后，外籍医生纷纷撤离，傅连暲被百姓推举为院长，他当即修改医院章程：对贫苦患者免收诊费，组织医护人员下乡巡诊，福音医院也渐渐成了百姓口中“穷人的医院”。 1929年，伟人率领红军攻占汀州，特地来到福音医院会见傅连暲。刚一见面，伟人就提出一个请求：“红军战士大多没种过牛痘，最近总有人得天花，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傅连暲当即答应，第二天就带着疫苗走遍红军驻地，手把手教医护人员接种方法，短短半个月就为数千名战士完成接种，彻底遏制了天花的蔓延。 这次合作，让傅连暲彻底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此后两年，他以院长身份为掩护，秘密为红军采购紧缺药品，甚至把自己的薪水都用来买奎宁。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国民党当局察觉到异常后，突袭了他的住所，杀害了他的亲人与战友，可傅连暲没有退缩，反而把医院变成了更隐蔽的“红军后勤站”。 汀州也因此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医疗据点。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伟人因身心俱疲患上恶性疟疾，高烧不退。 傅连暲得知消息时，正在一百八十里外的乡村巡诊，他当即骑上快马，换了三匹马连夜赶路，赶到于都时，衣服早已被汗水和露水浸透。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他守在伟人病床前，每隔一小时就测一次体温，不断调整药方，终于让伟人转危为安。 长征开始后，五十多岁的傅连暲坚决要求随军，他背着八箱药品，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途中药品耗尽，他就带着医护人员辨认草药； 行军途中传来妻子离世、孩子失踪的消息，他也只是悄悄抹掉眼泪，转身又投入到救治伤员的工作中，他常说：“战士们为革命拼命，我这点苦算什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出任卫生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新中国首个卫生事业发展规划，还推动建立了基层卫生防疫体系。 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医者，会在1966年后遭遇迫害。尽管伟人亲自批示“对傅连暲同志予以保护”，但这份批示却被束之高阁。1968年，傅连暲被捕入狱，仅仅四天后，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直到1973年，伟人在一份材料中看到傅连暲的名字，当即批示“追认傅连暲为革命烈士”；1975年，又再次批示“傅连暲同志的冤案应予昭雪”，这才为他的平反埋下伏笔。 如今，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旧址里，傅连暲当年用过的药箱、听诊器仍陈列在展柜中。 傅连暲或许从未在战场上挥舞过钢枪，却用手术刀和药方守护了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他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战绩，却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正如平反通知书中所写：“傅连暲同志以医者之仁心，行革命之大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份贡献，早已超越了军衔的意义，成为镌刻在革命史册中的永恒丰碑。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傅连障:“红色华佗”开国中将；解放军报——“红军军医”傅连障在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