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贺敏学被抓，妻子写信向毛主席求助，毛主席听了很是惊讶，接着就写了一封

1967年，贺敏学被抓，妻子写信向毛主席求助，毛主席听了很是惊讶，接着就写了一封回信，上面写着：“贺敏学是个好同志！”

贺敏学时任福建省副省长，被抓后，他的妻子李立英握着丈夫被搜走的皮带，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转身冲进书房，颤抖着写下一封给毛主席的求救信。

毛主席收到信后，很是惊讶。随后，他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贺敏学是个好同志！”

要知道，毛主席对贺敏学的认可，并非偶然 —— 早在几十年前的井冈山时期，贺敏学就用行动赢得了革命队伍的信任。

1927 年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山上的绿林首领王佐、袁文才举着猎枪严阵以待。他们没料到，来谈判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 贺敏学。

贺敏学走到王佐、袁文才面前说：“两位当家，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是来抢地盘的。”

边说着，他解开衣襟，露出胸前的弹痕，继续说：“这是永新暴动时留下的。我们和你们一样，都在被国民党追杀。”

王佐伸手摸了摸他的伤疤，突然大笑：“贺老弟，你这条命是拿枪杆子换来的，比那些酸秀才可信！”

后来，毛主席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这个细节：贺敏学用三天时间走遍山寨。他教战士们唱《国际歌》，还用永新方言把 “土地革命” 翻译成 “打土豪分田地”。

当袁文才的部队放下猎枪、换上步枪时，毛主席在日记里写道：“贺敏学同志做通绿林武装的工作，胜过十万大军。”

而贺敏学胸前的弹痕，背后藏着他更早的革命经历 ——1927 年的永新暴动，他是打响第一枪的人。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街头血流成河的消息传到永新。

当时，贺敏学正在给农民自卫军分发梭镖。作为永新临时县委委员，他当机立断：“不能等敌人来屠杀，要主动出击！”

这场暴动后来被毛泽东称为 “武装暴动第一”，背后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在回忆录里写道：“哥哥把县衙门的地契全烧了，却把粮仓的钥匙交给我，说‘要留给穷人’。”

暴动队伍攻占县城时，贺敏学第一个冲进监狱。他释放的不只是政治犯，还有三个被诬陷偷牛的农民。

暴动失败后，贺敏学带着队伍往井冈山转移。途中遇到国民党追兵，他让妇女队先撤，自己带着二十几个战士断后。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卷刃了，就用牙咬。

最后一名战士牺牲时，贺敏学的左肩已经嵌了三块弹片。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贺敏学，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着革命时期的初心，这一点在 1955 年全军授衔时格外明显。

1955 年，全军授衔工作正在进行。贺敏学却主动找到中央组织部说：“我的职务都是副职，评个行政八级就够了。”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费解。要知道，他曾指挥 27 军在淮海战役中歼敌四万。27 军军长聂凤智是中将，而作为副军长的他，却甘愿接受比少将还低一级的待遇。

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这份档案，沉默了很久。他让秘书把贺敏学请来，亲手倒上茶说：“你在井冈山时，可是敢跟王佐拍桌子的人，怎么现在越活越谦让了？”

贺敏学笑着摸出烟斗：“主席，您当年在茨坪教我们‘干部要带头吃苦’，我都记着呢。”

这个细节在《毛泽东年谱》里有简短记录，却是理解贺敏学性格的关键。他始终记得 1928 年冬天，毛主席把自己仅有的棉袄送给生病的战士，自己却穿着单衣在雪地里查哨。

贺敏学被关进福州的仓库后，看守们翻遍他的档案。他们发现，这个被说成 “反革命分子” 的人，竟有张特殊照片。

照片拍的是 1949 年上海解放时，贺敏学作为接收大员，蹲在街头和环卫工人分吃大饼。这张照片被贴在仓库墙上，成了指控他的 “罪证” 之一。

李立英的求救信辗转送到北京时，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他停下笔，望向窗外的玉兰树 —— 那是贺子珍 1937 年离开延安时亲手栽下的。

毛主席在信纸上重重写下：“贺敏学是个好同志。” 他特意用毛笔把 “好” 字写得很大。

这封信被紧急空运到福州。看守们看到落款处的 “毛泽东” 三个字，手都抖得撕不开信封。

贺敏学被释放那天，仓库外下着雨。他捡起地上被踩脏的信纸，小心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

1988 年，贺敏学临终前，把子女叫到床前说：“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当过副省长，而是 1927 年那场永新暴动。”

他颤抖着从枕下摸出那封泛黄的信纸，信纸背面有行小字：“主席，您当年说我是‘三个第一’，其实第三个第一应该是 —— 第一个主动降级的干部。”

如今，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贺敏学的展柜里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缴获的王佐的猎枪，枪托上刻着 “贺敏学赠”； 另一样是毛泽东回信的复印件，信纸上的 “好同志” 三个字，在展柜灯光下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