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中断工作，总政调他当军区政委遇阻，总理、朱老总为他说话 “老颜，你愿不愿意再回部队？”——1972年3月，北京西山一处简陋的会议室里，李德生忽然抛出这句话。沉默片刻，颜金生抬头，只说了三个字：“听组织的。”话音刚落，玻璃窗外的寒风掠过松林，空气里透出几分紧张。 那一年，中央着手为一批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松绑”。名单刚拿到总政，就有人提出异议：颜金生在文化部“问题不小”，复出恐怕不合适。反驳声紧接着飘进会场——“他连‘文艺路线’这五个字都写不顺溜，谈什么资产阶级？”田维新这句带着半开玩笑的辩护，逗得角落里的警卫战士差点笑出声。可笑声并没能消除分歧，僵局仍在。 为弄清“颜金生到底犯了什么错”，会议记录被一条条翻出。先前批判他的“材料”多是口号式文字，既无事实，也无证据。说白了，顶多算“帽子”。正因如此，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私下交代一句：“是非要分清，不要冤枉老红军。”这句嘱托，让总政再度加码，准备把颜金生安排到陕西省军区任政委。 偏偏就在最后审批环节，反对声从另外一个角度袭来：“陕西早就是二方面军的天下，再把他放进去，合适吗？”这一说法表面冠冕，其实是担心地方派系失衡。朱老总听完，重重放下茶杯：“他当年上井冈山时才十五岁，打了一辈子仗，只认党不认什么派。”老帅语气不高，却带着无法抗拒的分量。 文件终于盖章。至此，距颜金生“靠边站”已整整六年。临行前，他给妻子留下一张纸条：“陕西路远，好好看病，等我消息。”字歪歪扭扭，却透着熟悉的军旅味道。 回望颜金生的履历，很难把他同“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在一起。1930年，他加入红军，当时还在念私塾。长征途中，他背过迫击炮身管跋涉雪山；到延安后，他蹲在土窑洞学拼音，硬是把政治报告背得滚瓜烂熟。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西北野战军某炮兵师政委，夜里常摸黑摸到前沿观察所，天亮又回师部写简报。有人戏称：“老颜脑子里只有‘炮管’和‘标尺’两样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依旧动荡。1950年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组建，首任司令叫颜金生。三年里，他把残破的旧炮一门门修好，还组织新中国第一支高原炮兵试验分队。1955年授衔，他以“会修会用”拿下少将，胸前无数奖章，却从不肯多戴。 60年代初，为加强部委思想工作，中央从军队抽调一批“懂政治”的干部进京。颜金生就这样从演习场走进了文化部。外人看起来风光，他自己却苦笑：“别说莎士比亚，连鲁迅的《故事新编》都读不通。”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不敢参加内部座谈，只能到排练厅陪演员“拉家常”。偏偏就是这一点，被人诬作“指挥资产阶级文艺”。 风暴来临时，他被下放到京郊林场。整整两年，主要工作是给果树刷石灰。有人记得，他兜里揣着一本红宝书，嘴里念念有词：“路线不能错。”果树旁，冬夜冷得砭骨，他把棉衣撕了条布做绑腿，照旧在雪地里查夜。 1972年重新到岗后，颜金生抵达西安没多久，连夜跑遍军区机关和所属几个独立团。他第一件事是重整思想教育，第二件事是添置图书。士兵们惊讶：这位不识几个大字的政委，为何盯着图书？他的回答很直白：“我没念过书，今天给你们补上。”于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欧也妮·葛朗台》一起摆上连队书架，场面多少有些反差。 有意思的是，陕西省军区那时的司令员出身一方面军，两人经常“掰腕子”式讨论。一次夜间巡查结束，两人围着煤油灯谈到三点。司令员戏言：“老颜，你不懂文学却喜欢藏书，图个啥？”颜金生呷口茶，嗓音低沉：“打仗靠武器也靠脑子，没文化，脑子就生锈。”这句外行话，却让值班参谋记了一辈子。 三年后，他被调到新疆军区任副政委。天山以北，边防线漫长，驻军生活艰苦。为了让士兵们过冬，他把冰面炸开，引河水灌入营区土壤，再撒上一层蒿草。翌年春天，军区靶场边长出成片苜蓿，马匹有了青饲料，后勤费硬是省下一大截。 1978年，总政需要熟悉西北军情、懂政治工作的副主任，颜金生被点名回京。上任那天，他穿着旧呢子大衣，领口补丁清晰。有人提议换身制服，他摆手：“够穿就行，省钱买书给兵。”再往后，关于他的公开报道不多，只在内部刊物里偶尔出现“颜副主任到基层调研”的照片。 许多年过去，知情人谈及那场“走走停停”的仕途，常用一个轻描淡写的评价：命运弯了个大弧，却没能改变他。要说功劳簿，他不在开国元帅之列；要说坎坷，又少不了几番沉浮。但凡提到1972年那间小会议室，总有人感慨——如果不是周总理、朱老总拍板，一个老红军也可能在尘埃里沉没。 颜金生晚年喜静。听说陕西省军区修馆展览，他专程嘱托：不要给自己设专柜，留位置讲战友。工作人员为此发难，馆长最后摘录了一段他当年写给警卫员的批注压在角落：“党员要拎得清，扬善、避功、补拙。”短短十字，倒也像他的行事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