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关心国家的意思？江南士绅：大明的税收关我什么事？税是不可能交的，这辈子不可能交，大清来了那也是皇权不下县，我还是这一亩三分地的土财主。 叶方霭出生在1629年的江苏昆山，家里世代书香门第，他兄弟叶方恒也中了进士。从小他就埋头苦读，经史子集样样通晓。顺治十六年科举，他高中探花，和状元徐元文是同乡同榜，入朝当了翰林院编修，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起草文书。那时候他风头正劲，朝廷里不少人看好他前途。 可没想到，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爆发，叶方霭因为欠税一文钱就被贬官两级，从翰林编修降成闲职。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民间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他上疏辩解，说自己田产就三斗七升五合，欠款太小，但朝廷不买账，直接驳回。从此他的仕途卡壳了好几年。 贬谪后，叶方霭没彻底沉下去，康熙初年慢慢复起，先当侍讲，在讲堂给学生讲解经典。后来升到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刑部侍郎，处理各种政务。康熙十七年，他参与修撰《明史》，当上总裁官，和张玉书一起主持工作，审阅大量稿件。他的性格耿直，一生著述不少，《读书斋偶存稿》收集了他的诗文，风格绵丽幽深。朝鲜使臣来访，还重金求购他的作品。 叶方霭一生起起落落，到1682年病逝，谥号文敏。他的经历典型反映了清初士绅的处境，顺治康熙两帝赏识他的学识，但奏销案的打击让他吃尽苦头。 明朝中叶开始，江南士绅家族手握大片土地和财富，对朝廷粮税却总找借口推三阻四。他们觉得国家税收跟自家没啥关系，只管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当土财主。这种心态根深蒂固，主要因为地方上形成了集体默契，大家一起拖欠，层层包庇。地方官多是同类出身，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家族。 拖欠税款的方式很简单，先缴一部分，剩下用各种理由拖着，承诺明年补上，还立字据。可实际呢，从缴一半欠一半，渐渐到只缴两成甚至一分不给。为什么这么大胆？因为王朝有大赦的习惯，皇帝登基、生子或打胜仗，就会减免全国税收，欠款直接勾销。士绅们就专门等这个机会，大量欠税等着免掉。 更过分的是，他们主动制造大赦理由。比如伪造祥瑞，上报朝廷求赦；或虚报灾情，说洪水毁田，地方官跟着上报，减税令下来，他们却没啥损失。遇上战乱，还勾结匪徒制造损失，减税获利最大。催税的吏员上门，他们雇穷人代受杖责，地方官睁眼闭眼。这种惯例让税款成了纸面数字，朝廷收不上来。 北方农民因为税重起义，江南百姓日子过得去，但士绅操控舆论，鼓动大家一起抗税。他们压榨没背景的商人和小民来补缺口，地方官借名目加征。结果中央财政越来越空虚，军队缺饷，边疆吃紧，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可士绅们呢，只顾自家田园，无视国事。这种自私行为，直接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崩溃。 清军入关后，一开始优待江南士绅，想稳住统治。顺治十七年，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任，针对明末欠税，发起大规模清查，四府一县的士绅全造册，限期补缴。清廷以军饷为由，派兵帮忙，严惩不从的家伙。士绅想用老办法抵制，比如去孔庙哭诉官府苛刻，但直接被镇压。 逮捕上万欠税者，抄家灭族的不少，革除功名的达一万三千多人。不管欠多欠少，一律重罚。叶方霭欠一文钱被举报，上疏辩解也没用，直接贬两级，授上林苑蕃育署丞，管些种植养殖的事。其他像徐元文兄弟也受牵连，江南士林人人自危，只能赶紧补缴欠款。 前后近十年，清廷把税银全收齐，士绅再没拖欠的余地。这案子不光是为钱，还借机打压反清势力。支持清朝的轻罚，反对的就重惩，用欠税名义抓捕。江南士绅从明亡中侥幸活下来，却在清初被忌惮，官方史书禁录此案，他们私下只能叹气。 叶方霭仕途中断几年后，康熙中复职，继续主持《明史》修撰，直至1682年去世。他的故事成了奏销案的缩影，江南士绅整体遭重创，从此低调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