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妇联专门派人，把女医生韩秀荣强行带走。对此举动，韩秀荣问：“你们要干什么？把我带去哪里？”根本没有得到回答，不久后韩秀荣就被送到呼和浩特，在内蒙当了一名医生。 韩秀荣被带走那天，白大褂袖口还沾着没洗干净的碘伏痕迹。 前一分钟她还在河北邢台地区医院的妇产科诊室里，给一个胎位不正的孕妇做检查，手里捏着刚画好的胎位示意图，正跟孕妇家属解释注意事项，后脚就进来两个穿干部服的女人，直接架住了她的胳膊。 她当时急得声音都变了调，盯着桌上没写完的医嘱本，想跟同事交代一句“记得提醒李婶明天来复查”，可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拽着往外走。 她那会儿32岁，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刚满8年，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妇产科副主任。老家在邢台农村，小时候亲眼见过邻居家的媳妇因为难产，找遍了周边三个村子都没找到懂接生的人，最后母子俩都没保住。 从那天起，她就攥着拳头跟娘说“我要当医生，专给女人看病”。后来她真考上了医学院，毕业时放弃了去北京大医院的机会，回了邢台——她总说“咱老家更缺医生，我得在这守着”。 这些年，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得有几百个，医院走廊里常有人抱着娃来给她送鸡蛋，说“韩大夫，这是您接生的娃，来认认恩人”。 被带上火车时，韩秀荣的心一直悬着。她不知道家里人会不会着急——早上出门时，丈夫还在院子里修自行车，跟她说晚上想吃她做的白菜猪肉炖粉条； 五岁的女儿攥着她的衣角，让她下班带块水果糖回来。现在自己突然被带走，连张纸条都没来得及留，他们找不见人该多慌？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再后来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她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妇联的人到底要让她干什么？为什么连个解释都没有？ 到呼和浩特的时候是傍晚，天已经有点凉了。来接她的是当地医院的两个护士，接过她简单的行李，只说“韩大夫，跟我们走吧，医院还有病人等着”。 她跟着走了十几分钟，才看到所谓的“医院”——几间砖瓦房，窗户玻璃上还贴着补丁，门口挂着“呼和浩特市郊区医院”的木牌子。 走进诊室，她愣住了：只有一张旧检查床，听诊器的胶管都裂了口，药柜里除了青霉素、红药水，就只有几包益母草冲剂。 当晚就有病人找过来，是个牧民的妻子，怀孕七个月，肚子疼得直冒汗。 韩秀荣来不及多想，洗手消毒，用仅有的设备检查，发现是先兆早产。她一边安慰产妇，一边让人烧开水、找干净的纱布，凭着经验给产妇做保胎处理。 折腾到后半夜，产妇的腹痛终于缓解，牧民握着她的手，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谢谢大夫，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看着牧民感激的眼神，韩秀荣心里的委屈突然少了点——不管为啥被带到这，治病救人总是没错的。 后来她才慢慢知道，那时候国家正在号召支援边疆医疗。呼和浩特郊区还有不少牧区，牧民们看病要走几十里路，尤其是妇产科医生，整个郊区就只有一个老大夫，还快退休了。 妇联之所以没提前跟她商量，是因为任务急，怕有人因为家庭原因犹豫，耽误了当地病人。 知道真相的那天，她在诊室里坐了很久，想起老家那些等着她看病的乡亲，再看看眼前这缺医少药的草原，突然就懂了：哪里的病人都需要医生，这里比邢台更需要她。 从那以后，韩秀荣就扎在了草原上。没有设备，她就用手摸胎位，凭听诊器判断胎心； 药品不够，她就跟着牧民学认草药，用蒲公英、马齿苋给轻微炎症的病人外敷；牧区的病人来不了医院，她就背着药箱，骑着医院配的马，跟着牧民去草原深处。 有一次大雪天，一个牧区的产妇难产，她骑着马在雪地里走了三个小时，马滑倒了两次，她的裤腿都冻成了冰壳，可到了产妇家，她顾不上暖手，立刻投入接生，最后母子平安。 产妇家人给她端来热奶，她喝着喝着，眼泪就掉了下来——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来这里，是真的选对了。 她在呼和浩特一待就是28年，直到59岁退休。这期间，她带了8个徒弟，都是当地的年轻人，她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还跟医院申请添了新的接生设备。 退休那年，好多牧民骑着马来送她，手里拿着奶豆腐、风干肉，说“韩大夫，您不能走，我们还想让您给娃接生呢”。她笑着说“我不走，退休了也在这住，你们有事还能找我”。 韩秀荣的故事，藏着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担当。她没被提前告知去向，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一开始也有委屈和困惑，但当看到病人需要时，她还是选择扛起医生的责任。 那些年里，她用自己的医术，在草原上守护了无数母亲和孩子的平安，也把一份医者的温暖，留在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这样的选择，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藏着最朴素的善良和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