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5年四川拥有百亩田地的地主，每年净收入为多少呢？答案是1068银元。而同期国民党军中校营长的到手军饷，每年为1200银元，比拥地百亩的地主年入还多。 1931年到1935年间，四川拥有百亩田地的地主，在扣除雇工工资、种子成本和各种税费后，每年净收入大约是1068银元。这些地主主要靠出租土地或雇人耕作获得收益，但实际到手金额有限，因为农业产出受天气和市场影响大。同期，国民党军中校营长的到手军饷每年为1200银元，这比百亩田地地主的年收入还高出一些。中校营长属于中层军官，他们的薪饷结构包括基本工资和补贴，但1932年起实施的国难饷章导致各级军官薪水打折，中校每月从原170银元减到100银元，全年计算仍高于地主所得。 自耕农在四川拥有百亩田地的情况下，每年净收入大约496银元，他们自己耕作土地，节省了部分租费，但劳动强度高。半自耕农的净收入更低，只有189银元，他们部分租地部分自有，收益不稳定。佃农租百亩田地，每年净收入仅120银元，每亩平均收益约1.2银元，这反映了租佃制度的压榨性。国民党军士兵的薪饷与这些农民形成鲜明对比，下士到上士的国难薪饷每月11到15银元，二等兵到上等兵每月7到8.5银元，一年下来，佃农的净收入仅与下士相当。 军官与士兵的薪饷差距巨大，正常发饷时，上将每月800银元，中将500银元，少将320银元，上校240银元，而士兵只有10到20银元，最高差距可达80倍。国难饷章后，上将减到240银元，中将200银元，少将160银元，上校120银元，少校80银元，上尉50银元，中尉40银元，少尉30银元，但高层军官仍远超基层。1930年代前半期，四川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地主和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依赖作物产量，而军饷虽打折，却有固定发放，这让中层军官的生活条件优于普通地主。 这种军民收入差异源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军费开支占大头，导致农村税负加重。地主虽有土地，但扣除开支后剩余不多，自耕农和佃农更是勉强维持温饱。军中基础军官的薪饷虽高于农民，却远低于将官，这加剧了军队内部不平等。整体上看，1930年代四川的农业收入水平反映了全国农村经济的困境，农民群体在军阀和中央双重压力下，生活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