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天台县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家里连饭都吃不饱，但她硬是靠着聪明和韧劲考上了浙江医学院。那是1945年，战乱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她一头扎进医学的世界，立志救人。1950年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市立第二人民医院，从最基层的医生干起，每天忙得脚不沾地。1954年，国家看中她的潜力，派她去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深造传染病学。她在那儿埋头苦读，1958年拿下博士学位回国，成了当时少有的高学历女医生。 回国后，她没挑轻松的岗位，而是直接进了解放军302医院，开始跟传染病较劲。那时候，中国肝炎横行，每年死几十万人，国际上都叫咱“肝炎大国”。陈菊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她白天看病人，晚上钻研资料，没日没夜地跟肝病死磕。 干这行久了，陈菊梅的身体开始吃不消。1972年，她47岁，扁桃体发炎拖成了肾炎，全身肿得像个水球，连走路都费劲。医生说她得好好休息，可她哪舍得停下来？肝病研究正到关键时候，停一天就可能多死几个人。她琢磨着，扁桃体老发炎，干脆摘了得了。于是，她做了手术，把扁桃体拿掉。没多久，她又觉得阑尾也可能出问题，果断割了。 可她没停在这儿。她发现，牙齿也可能藏细菌，拖累身体。她跟同事念叨：“要是牙齿发炎，我这身子骨还怎么扛？”于是，她找到医生，要求把嘴里32颗健康的牙齿全拔了。家人急了，同事劝她别冲动，可她主意已定，说：“为了研究，啥都能豁出去。”1972年冬天，她躺在手术台上，挨个拔牙，疼得满头汗，却咬着牙没吭一声。手术后，她只能喝粥，吃不了硬东西，但第二天就回了实验室。 她的事业没止步于肝炎。2003年，78岁的她跑去SARS前线，带着专家组熬夜开会，写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给全国防疫指了条路。2008年，83岁的她又去了汶川地震灾区，指导防疫工作，愣是没让瘟疫趁乱冒头。她这一辈子，诊过60多种传染病，救了几十万人，实打实的功绩。 陈菊梅不是铁打的，晚年帕金森病找上门，手抖得厉害，可她还坚持出诊，能省的药就帮病人省。她常说：“我多干一天，就能多救一个。”2015年，90岁时，医院实在看不下去了，硬把她“赶”去退休。2021年11月5日，她96岁去世，走得安静，遗嘱里说丧事简单点，身体捐给首都医科大学接着做研究。 她这一生，没啥豪言壮语，就是踏踏实实干活，用命换命。她的名字不响亮，可她的贡献比谁都硬核。她走了，但留下的东西——救命的药、防病的法子——还在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