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元顺帝逃离前，告诉朱元璋：你是真龙天子，把天下交给你，也就放心了。拿得起，也放得下，元顺帝的心态，在亡国之君中没得说，独一档。 二十五万明军铁骑在徐达、常遇春的率领下已陈兵城郊，元都城破在即。 而这位大元王朝的末代君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并未如宋徽宗般坐困愁城，也未如崇祯帝般决意殉国。 他站在宫城高台之上，遥望北方故土说出了：“朱元璋乃真龙天子，此天下交予他，吾心可安。” 元顺帝的统治，贯穿了元朝最后的动荡岁月。 他并非无能之辈，早年也曾励精图治。 1351年，黄河泛滥，民不聊生，红巾军起义烽火燎原。 年轻的顺帝试图力挽狂澜，恢复科举以选拔贤才，罢黜贪官以整肃吏治。 然而，整个元帝国早就腐败不堪，宫廷内斗更甚于外患。 权臣扩廓帖木儿也就是王保保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争权不休，宗室诸王各怀心思，朝政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南方的朱元璋，从一介布衣崛起，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势力迅速壮大。 1367年，朱元璋发布《谕中原檄》，正式誓师北伐。 历史的洪流，已非个人意志所能阻挡。 当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大军势如破竹，逼近大都时，元朝宫廷陷入一片恐慌。 朝堂之上，主战派主张据坚城死守，与社稷共存亡。 而贪生怕死之辈却力劝皇帝北逃，避其锋芒。 群臣争吵不休，元顺帝端坐龙椅，此时的他心中明镜一般。 “大都虽坚，然民心已失，军心涣散，强敌环伺，困守孤城，不过是重蹈北宋“靖康之耻”的覆辙。” 他脑海中浮现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受尽屈辱的悲惨画面。 身为黄金家族的后裔，成吉思汗的子孙，他绝不允许自己与宗室妃嫔沦为阶下囚，承受那等奇耻大辱。 此时，他决定必须走，而且要体面地走。 而朱元璋深谙政治之道。 大军压境之际，他并未急于攻城，而是先遣使者入城，试图劝降。 这既是展示“仁义之师”的姿态，也是给元顺帝一个台阶。 元顺帝拒绝了面见使者，却并非傲慢或胆怯。 他提笔蘸墨，写下了一首名为《答明主》的诗。 诗中，他承认天命已归新主：“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烟云绕燕台。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他坦然接受王朝兴替的规律，甚至流露出对朱元璋这位“江南俊才”的认可。 末句“我今北去返林泉，呼吸晴光意豁然”，则委婉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北归草原，而非投降。 这首诗，言辞恳切，不卑不亢，既维护了帝王最后的尊严，也为朱元璋的和平接收预留了空间，堪称政治智慧与文人风骨的绝妙结合。 收到诗作后，朱元璋心领神会。 而明军放缓了攻势，围而不打，实则是为元顺帝的撤离留出时间窗口。 1368年闰七月的一个深夜，元大都健德门悄然开启。 元顺帝并未仓皇出逃，而是安排撤离。 他命人妥善封存太庙典籍、宫廷档案，下旨留守官员不得抵抗，务必保全城中百姓。 随后，他携太子、后妃及少数心腹重臣，乘着夜色，离开了这座象征着蒙古帝国无上荣光的都城。 车驾驶向居庸关，奔向北方的草原。 元顺帝的北归，并非彻底的放弃。 抵达上都后，他迅速整合力量，册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也速为梁王，试图联络辽东、云南、高丽等地的旧部，意图重整旗鼓，收复失地。 然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1369年，明军继续北进，上都失守。 元顺帝再退应昌，连续的颠沛流离，加上壮志难酬的郁结，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 1370年四月，年仅五十一岁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 临终前，他口中仍喃喃念及“收复大都”，但是病重的他深知复兴大元终究是一场幻梦。 消息传至南京，朱元璋的反应颇堪玩味。 他并未因对手的消亡而欣喜，反而展现出一位开国帝王应有的气度与远见。 他遣使北上吊唁，并郑重其事地追谥妥懽帖睦尔为“顺帝”。 这个“顺”字，既是对其顺应天命、主动退避行为的盖棺定论，也暗含了朱元璋希望借此安抚蒙古贵族、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考量。 朱元璋还下令编纂《元史》，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将部分蒙古贵族遗骨送还草原安葬。 元顺帝的选择，不是懦弱的逃亡，而是在无可挽回的败局中，为自身、为家族、也为曾经统治的这片土地，争取到的最大的体面与尊严。 他避免了玉石俱焚，保全了黄金家族的血脉，使得北元政权延续数十年，维系了蒙古文明的薪火。 元顺帝，以他的方式，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画上了一个虽败犹荣、令人深思的句点。 主要信源：（搜狐网——“元顺帝北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