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高级将领范石生救了南昌起义仅剩的八百人，朱老总晚年仍对这位老友念念不忘。 在新中国的历史书页中，朱德和范石生的名字曾一度走在不同的路上，却在最关键的时刻交汇，成为那段动荡岁月中令人难忘的一笔，这段交情，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源自战火磨砺下的理解、信任和一份跨越阵营的义气。 朱德和范石生的关系，要从云南讲武堂说起，那是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群怀着救国梦的青年走进军校，试图从枪炮中找到中国的出路，朱德来自四川，范石生出身云南，两人在讲武堂的日子里一同受训、并肩训练，情谊深厚，那时，他们并不知道，未来几十年的风雨，会让这段同窗情义变得如此珍贵。 毕业后，朱德和范石生都加入了滇军，参加了不少战斗，他们曾经站在同一阵线，参与重九起义，也亲历了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带来的希望，但很快，他们的道路出现了分岔，朱德失望于军阀混战，选择远赴欧洲留学，寻找另一种救国救民的路径，而范石生则继续在国民党体系中发展，后来成为第十六军的军长，手握重兵。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朱德与贺龙、叶挺等人共同举起了反抗旗帜，但起义最终未能成功，朱德带着残余部队南下潮汕，接连受挫后，只剩下几百人，衣着单薄，缺医少药，连枪械都成了摆设，队伍在湘粤赣边界的山地里苦苦支撑，前路茫茫，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困境中，朱德想起了当年的老同学，范石生此时驻扎在湖南汝城，正是离他们最近的一支有编制、有枪械、有粮饷的部队，朱德决定给范石生写信，请求帮助，他没有指望太多，只希望能得到一点支持，哪怕只是一条退路。 让人意外的是，范石生很快就回了信，而且态度明确，愿意接纳朱德的部队，朱德率部前往汝城，在和十六军四十七师谈妥条件后，他们以一四〇团的名义加入十六军，朱德则化名“王楷”，以副师长身份暂时归建。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换装游戏”，朱德的队伍几乎是从废墟中爬出来的，范石生的支援来得太及时了，枪械、弹药、棉衣、毯子，甚至连干粮袋和银圆都准备得齐齐整整，这些物资不仅救了朱德和他的部队，更是保住了南昌起义的火种。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范石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朱德的“共产党人”身份而退缩，也没有对上级隐瞒朱德的来历，而是采取了极为巧妙的方式应对，当蒋介石得知朱德藏身十六军时，立即下令逮捕并解除武装，范石生表面上应对敷衍，背地里却安排朱德尽快离开，还送上了路费和装备，为这支部队的转移保驾护航。 范石生的举动不是一时冲动，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政策是认同的，蒋介石发动“清共”之后，范石生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他并未公开反对蒋的路线，但内心早已有了判断，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他选择了沉默中的支持，而朱德正是他愿意支持的对象。 朱德带着重新整顿过的部队离开汝城，在后来的战斗中战果不断，他们在坪石打败许克祥，俘虏上千，缴获大量武器，队伍迅速壮大，这支兵马最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核心力量之一。 如果没有那一场“借兵借粮”的相助，朱德很可能带不出那支队伍，而范石生，则像一位在风雨中递伞的朋友，虽然不在同一条船上，却甘愿冒着风浪，送上一份难得的温暖。 当然，这样的举动并非没有代价，蒋介石很快就对范石生产生了怀疑，并开始逐步削弱他的权力，从军长降为师长，再从上将降为中将，最终，范石生被彻底边缘化，回到云南老家，靠行医为生，他并未对命运抱怨太多，也没有再卷入政治漩涡，只是默默行医，帮人治病，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命运并未放过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1939年春，范石生在一次出诊途中遭遇刺杀，倒在昆明街头，那年，他才52岁，行刺者是曾与他们同窗的杨蓁之子，误以为范石生与父亲之死有关，酿成了一场悲剧。 朱德得知消息后非常痛惜，多次在谈话中提到范石生给予的帮助，他没有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雪中送炭，他也没有忘记，这份援助不是出于命令，而是出于情义和信念。 这段历史，后来被许多人忽略，但在那个动荡年代，像范石生这样“站错队”的人，其实是对正义怀有敬意的人，他们未必认同共产党的全部主张，却在关键时刻愿意为朋友、为理想，承担风险，做出选择。 范石生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曾高举红旗，但他做的事，却为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他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却在平凡的街头失去了性命，他的名字没有被刻在纪念碑上，但却深深印在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