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西安事变，中央该怎样应对？徐向前：已规划好“新长征”！ “同志，11月的风像刀子，棉衣还是没影儿，部队靠什么过冬？”——1936年11月2日夜，陕北保安县的篝火旁，一名警戒兵低声问军需干事。短短一句牢骚，道出了红军眼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吃粮、穿衣、御寒全都告急。 彼时中央驻扎在陕甘宁交界的二十三个穷县里，加起来不过一百五十万人口，粮食年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胡宗南、马鸿逵、马鸿祯、邓宝珊等几十万国军层层围堵，封锁线像铁箍一样收紧。三支主力——陕北红军、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和方才抵达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残部——一共十余万人马全压在这块狭小天地里，弹药与口粮同时出现缺口。1935年长征结束时带来的疲惫，还远未消除；眼前的冬天来得早，又冷又干，每月平均冻伤率超过一成。张闻天在电报里着急地写：“迟一天，饿死冻死就多一人！”这不是夸张，而是血淋淋的现实。 中央必须拿出出路。10月底，蒋介石赶到西安督阵，下死命令：“三个月剿干红军！”胡宗南紧跟着在靖远、会宁一线发起突击，硬生生切断了西路军和河东主力的联系，红五军被迫折返，宁夏战役计划就此泡汤。徐向前后来回忆：“如果不迅速机动，我们会被各个击破。”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商定：组织一次新的大转移——“新长征”。简单说，就是先南下平凉、泾川一带补给，随后视战局东出晋西或继续南下豫鄂，在外线拖住国军一年左右，再择机折返西北。作战思路并不复杂，逻辑只有两条：第一，把敌人拉出老巢，创造各个击破的机会；第二，让部队在更广阔、更富庶的地域里寻求生存空间。 11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电令朱德、彭德怀、张国焘、徐向前等人：整军待发，全军向甘肃南部集结；李富春、李维汉负责筹粮，限期一个月。倘若没有别的变数，12月初大部队就会踏上这条数千里远征路。“新长征”的轮廓，也就这样画了出来。 可变数偏偏出现了。电报同步送到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的案头。张学良的第一反应是“别急，熬两个月看看再走。”他给中央的理由听上去简单：西北局势正在起变化。但这句口风背后藏着他的如意算盘：一、红军走了，他与苏联沟通抗日援助的唯一桥梁就断了；二、蒋介石的围剿越紧，他在内部调和“攘外还是安内”的困难就越大。于是，他劝中央把出发时间往后推，自己则加紧打通新疆—苏联通道，频繁派人往迪化（今乌鲁木齐）活动，为“大事”埋钉子。 从军事立场看，红军暂留陕北显然冒险。徐向前计算过：只要胡宗南主力对陕北形成钳形合围，我们唯一的退路就是再度翻越祁连山，与西路军会合。然而黄河两岸渡船有限，冰封期一到，国军炮火封锁，一支一万人的队伍可能就只剩下三千人冲得过河。更麻烦的是补给线。陕北本就贫瘠，新近降温，黑豆都成了奢侈品。倘若拖到翌年春荒，苏区将出现大面积断炊，与1934年湘赣根据地失守前的窘况别无二致。 然而，政治不是单纯的兵棋推演，中央也得考虑东北军、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与我军之间微妙的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对围剿同样不满，但他们的出路离不开蒋介石这条线，更离不开日益紧逼的外部压力。张学良要的是抗日名义下的东北复仇；杨虎城看重的是陕西的地盘与实力。双方都清楚，红军如果贸然离开，西北的“平衡木”就塌了，他们就要面对蒋介石的秋后算账。因此，张学良对中央软硬兼施：粮饷可以再分一点，武器也能再借几百条，只求留下主力，共撑局面。 在我看来，正是中央准备“新长征”的动向，让张学良下定决心孤注一掷。对他而言，与其眼睁睁看着红军远走，不如抓蒋介石来个“先下手为强”，逼他接受抗日合作，也逼自己脱离骑墙状态。12月12日凌晨，他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改写了历史。就事后结论而言，没有西安事变，中央大概率只能按原计划南下；途中既要硬扛胡宗南、马家军的堵截，还要迎战河南、山西境内更多中央军，损失多半在所难免。以当时红军的后勤条件推算，连续外线作战一年可维持，但补给压力会非常沉重，部队成建制保存下来却不易集中整训，恢复元气起码得多花一年。 再来看蒋介石。假如他没有被扣，西北围剿按原计划展开。三个月内能否“剿干”陕北红军？军事学院近年根据《胡宗南战时日记》做过沙盘推演：胡宗南的机械化、炮兵优势在陕北沟壑地形被削弱，加之红军擅长夜袭、穿插，短期消灭主力几率不大，但造成补给崩溃、迫使红军继续分散转移的可能性却高。照此推演，“新长征”将变成一场比二万五千里更漫长、伤亡更惨重的机动战，最终双方在晋西、豫西对峙的格局或许无可避免。蒋系部队也会因兵力集中于西北而对日军在华北、华东的钢铁蚕食束手无策，抗日正面战场的时间表还要再推迟。这种局面对国共两党、对全国抗战，都是代价高昂的僵局。 再把视角拉回陕北。西安事变刚解决，中央在临潼谈判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同意，胡宗南部队随即改编为“西北绥靖公署”，大规模围剿被迫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