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张学良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信中都是平时对他人难以启齿的困顿细节，他在信中写道：唯前由香港带来之现款早已用罄，目下时常囊空如洗，弟深知雨农状况，不愿常烦向他累索，请兄替弟想办法，拟用四妹名义向中国银行或兄借款数十万元，否则几万数目到手了，下月又怎么办？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之前从香港带来的钱款花完了，现在囊中羞涩，口袋空空，我知道戴笠现在忙的顾不上我了，所以我也不想麻烦他，请兄帮弟想想办法，用四妹赵一荻的名义向中国银行或者想你借几十万块钱，要是几万块，你就别给我寄了，到手就没了，下个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战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张学良带去钱款也变得不再值钱了，几万元也只能当战前几百元使用，所以张学良一开口就借款数几十万看似狮子大开口，实则只是想要维持日常开销罢了。
张学良还在信中向宋子文介绍了一下自己监禁期间的生活开销：
一、我和弟妹赵一荻每月要抽1000根烟，贵的不敢抽，只能抽“撇脚货”，一个月要抽掉一万块钱；
二、我每个月看看杂志，购买书籍来看也要花钱，还要支付两个佣人的费用；
三、我们四人的鞋袜、衣被等，每个月也要花个几千元，现在的钱太不值钱了，四个人每天刷刷牙就得五百元；
四、我就快要变成吝啬鬼了，吸香烟要吸到底，舍不得丢烟头，走路要挑软的，怕费鞋，你上次寄给我的衣鞋，我都舍不得穿。
作为曾经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国民党的一级军官，张学良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最后却落得困顿窘迫的下场。信中诙谐、幽默的语气透着苦涩、辛酸和无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