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晚年时说：“文革里，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探索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 梁漱溟这辈子干了件挺有意思的事：当所有人都在学西方的时候，他偏要为孔子说话；当别人在城里做学问的时候，他跑到农村搞建设。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这话听起来有点大，但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做到了。 1893年出生于北京的梁漱溟，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他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里纠结得不行，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父亲临死前问过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梁漱溟用一辈子去回答。 年轻时的梁漱溟也是个愤青，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热衷于社会主义，还写过《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但他很快就发现，简单地学西方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20岁起他开始潜心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因为一篇研究佛学的文章被蔡元培看中，受聘到北大当教授。想想看，一个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居然能在北大讲印度哲学，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愁没有舞台。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在批判传统文化，梁漱溟却逆流而上，为中国文化辩护。熊十力曾评价，“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更让人佩服的是，梁漱溟不光是嘴上说说，他是真的要去实践。1924年，他辞去了北大的教职，跑到山东办教育。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好好的大学教授不当，为什么要去乡下受苦？ 1931年到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最具影响的。他在邹平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推行合作社制度，改良农业技术，普及教育。梁漱溟曾有个说法：“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他要改变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被迫中断。但他没有消沉，而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多次与毛泽东会面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1953年，他在政协会议上因为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公开争论，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人说梁漱溟是为了出风头，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的性格——认为对的事情，不管面对谁都要说出来。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闯进梁漱溟的家中，将他珍藏多年的书籍、字画、家具等悉数烧毁。面对这样的遭遇，梁漱溟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淡定。“文革”后，94岁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时说：“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正学者的精神境界。物质可以被毁灭，但思想永远不会被征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何等的定力和智慧。 “文革”期间，梁漱溟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更难得的是，1975年，他的《人心与人生》完成，这部著作被他自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想想看，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学术研究，这需要多大的毅力。 梁漱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作为他的毕生志向。他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晚年的梁漱溟继续关注国家大事。1976年，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他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治国不能靠人治而要靠法治。这样的话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1988年，95岁的梁漱溟安详离世。他曾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梁漱溟为什么值得我们纪念和研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正确，实际上他的很多想法在今天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但他那种独立思考的精神，那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终身的品格，那种在逆境中依然坚持的韧性，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宝贵的。 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对于梁漱溟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冲击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方式为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虽然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失败了，但他的探索精神和实践勇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