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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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先生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
中国科学院为他定下每月350元人民币的工资，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
不久，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工资涨至450元，成为科研人员工资标准的“天花板”。
然而，面对这份优厚待遇，钱学森的反应出乎意料。
他没有欣喜，反而显得不安，甚至“受之有愧”。
拿到工资条时，他眉头微蹙，念叨着：“是不是给多了？”
仿佛收了不该收的大礼，生怕占了国家便宜。
这种心态，后来被称为“高薪焦虑”，源于他内心对国家、对事业沉甸甸的责任感。
钱学森如何对待这份高薪？
他并非用于改善生活，而是秉持“这钱不是给我花的”理念。
奖金一到手，他几乎不拿回家，转身就去银行购买国债，直接支援国家建设。
国债到期利息，他一分不留，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添置教学科研设备。
稿费则常分给经济负担重的年轻同事，特别是刚有孩子开销大的同志。
他自己生活却极其简朴，甚至“抠门”。
走进他在北京的住所，陈设非常简朴。
家具多是旧物，有些是从旧货市场淘来或单位配发多年的老物件。
他常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很少添置新衣。
一日三餐简单，常是青菜、豆腐、米饭，偶尔加点荤腥算改善。
工作常废寝忘食，饿了就啃自带干粮。
他的生活水平与“顶格”工资极不匹配。
这并非钱学森天生喜欢清苦。
早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年薪高达四万美元，住舒适洋房，开好车，是标准“精英”。
但得知新中国急需人才，他毅然放弃优渥条件，冲破阻挠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对他而言，从“美式精英”到“北京实验室奋斗者”，是人生目标和价值的升华。
他回国不为享受高薪，而为报效祖国。
因此，他视工资非个人享受资本，而是国家托付的责任。
这种“高薪焦虑”，体现了他极其清醒的认知。
他深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科技薄弱，建设急需资金。
作为国家投入巨大引进的顶尖科学家，拿着高薪就必须创造相应价值，才对得起国家信任和人民期待。
他坚持每一分钱都应花在刀刃上，用于推动科研、培养人才、建设国家。
花在个人享受上，他心难安。
工作中，钱学森处处践行这份责任感。
作为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从不摆架子。
在实验室，他与年轻人摸爬滚打。
一次重要风洞实验设备故障，团队焦急万分。
他二话不说，挽袖钻到设备下，与工作人员一起查找问题，满手机油也不在乎。
他一边修理，一边鼓劲：“国家刚起步，咱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国家希望，不能泄气！”
他常工作至深夜，饿了就和学生啃干粮吃盒饭。
学生称他像“永不停歇的发条”，全力投入科研。
对家庭，钱学森心有愧疚。
夫人蒋英本是才华横溢的歌唱家，为支持他事业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
生活一直简朴，老旧家具，普通被褥，孩子教育费需精打细算。
他将大部分精力和国家待遇投入工作，自然少顾家庭。
但家人毫无怨言，理解并支持他的追求。
钱学森对待高薪的态度，在那个年代或许显“另类”，却折射出崇高的精神境界。
他非不懂生活或刻意清贫，而是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享受之上。
他的“高薪焦虑”，本质是对国家、人民、科学事业深沉的爱与责任。
他用行动证明，真正价值不在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什么。
这份清醒、担当与无私奉献，是钱学森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今人如何看待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树立了不朽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