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000日军战俘顶着零下三十度的天气、穿着单衣跪在通化城头，想起他们不久前的所作所为，朝鲜名将方虎山盛怒之下，决定宁愿背负骂名，也要用刺刀将这群人挨个挑死，尸体全部踹进未解冻的冰河！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6年2月3日的通化城，气温直逼零下三十度。 天还没亮透，二道江边的冻土上，上千名十几岁的日本士兵穿着单衣，双手被反绑着站成几排。 东北民主联军的枪声在冷风中响起后，这些少年兵接连倒进结冰的河窟窿里。 后来有人回忆，朝鲜义勇军的战士还曾用铁锹处理过尸体。 这些场景发生在二战结束半年后，出现在向来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东北民主联军身上，不免使人疑惑：为何要这样？ 时间倒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那会儿，通化头顶上换了几重天。 苏联红军最早开进城里，在八月下旬建起军管机构。 街面上还算平静，就是偶尔有红军士兵顺手牵羊的事儿发生。 当时东北乱得很，到处是值钱的工厂矿场和粮仓。 冀热辽军区动作快，九月就派干部蒋亚泉来接管伪满衙门，没带一兵一卒就把通化民主政府立起来了。 十月，东北局又派了刘西元过来，和苏军办好交接。 这么前后一个多月功夫，共产党就在通化把政府、党组织和军队三套班子建齐整了，比国民党快了好几步。 东北局给刘西元发来电报，交代得明明白白。 新政权要站稳，得干几件事——接收旧衙门、建民主政府、组织地方武装、剿灭土匪、稳定人心、发动百姓清算汉奸田产。 通化党委立刻行动起来，没几天城里商铺开张、工厂冒烟、戏院开锣，连培养飞行员的航校都开课了。 有个叫徐国通的办事员后来写道：“街上老百姓都乐呵，满城热乎劲，当时觉得革命真成功了。” 可谁也没料到，这好景没撑过年关。 伪满时期这儿是东边道的首府，溥仪和小鬼子关东军司令部最后都蹲在这儿。 日本一投降，长白山的日本兵家属往城里涌，山上土匪也跟着往城里窜。 等民主政府九月下旬清剿汉奸特务、打击日伪残余时，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主任孙耕晓开始偷摸找日本军官。 他们盯上的是藏在山里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这伙人合计出个狠招——趁过年搞暴动。 1946年1月22日，孙耕晓家成了暴乱指挥部。 他、藤田实彦加上朝鲜特务姜吉龙组成“三人小组”，计划在2月3日（年初一）凌晨行动。 他们拉拢了留在通化的三千多关东军，又串通土匪、伪满兵和警察，甚至策反了160多个混进民主政府的内鬼。 这一万多人打算同时攻打通化支队司令部、行署大院、县政府、公安局、飞机场等十几个重要地方，想一口气夺了通化城。 通化公安局早盯着孙耕晓。 暴乱前两天，公安人员直扑永庆街的指挥老巢，缴获了写满暴乱计划的材料，把孙耕晓扔进大牢。 暴乱头子落网的消息传到行署，支部书记夏骏青连夜召集开会：“情况紧急，大家枕着枪睡觉！” 他们猜到藤田可能提前动手，让各部加强警戒。 果然大年初一天没亮，通化城灯光突然熄灭，玉皇山顶倒亮起三堆大火，枪声、喊杀声顿时响遍全城。 专员公署大楼成了主战场。 当时在楼里的徐国通记得，有个年轻同志紧张得走了火。 夏骏青冲到窗口向外面喊：“弟兄们，枪子不长眼！我知道你们被骗了，现在放下枪既往不咎！” 喊得嗓子都哑了。眼看守军快顶不住，被逼上二楼时，外面突然响起喊话：“别开枪！通化支队增援来了！” 援军一到，楼里楼外两面夹击，天亮时暴乱就压下去了。 清点战场时统计，打死暴乱分子上千，抓了三千多俘虏，轻重武器缴了好几库房。 暴乱头子孙耕晓很快被公审枪决，藤田实彦被抓后病死狱中。 处理善后的蒋亚泉专员出了安民告示，五天后又开群众大会把这事说透。 那些参与暴动的日本兵，除了未成年送回国外，其他基本按战时纪律处置。 逃散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51年镇反运动也都没跑掉。 这场暴乱虽然扑灭了，但它像面镜子照见许多事。 政权更迭时最容易出乱子，国民党为夺地盘能勾结日本兵，日本人到现在还有神社供着这些亡魂。 经历过这事儿的徐国通在回忆里说得实在：“那天城里打成一锅粥，行署大楼的窗玻璃全碎了。我和同志们都以为要光荣了。夏书记手指着被炮火打穿的文件柜喊：‘这柜子当掩体，我们人在楼在！’其实当时哪知道援军正往这儿赶呢。” 活下来的参与者后来都记得，那年正月初一冻得手发麻，血水在雪地上结成红冰碴子，可老百姓大清早就敢出门扫雪了——大家心里明白，这关闯过来了。 主要信源：（《伊通抗日烽火之——悲歌一曲将星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