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副站长，并撂下狠话：“以后谁再敢乱告状，这就是下场！” 这一幕，把在场的特务们吓得不轻，也让钱大钧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这一切从两年前的西安事变说起。 1936 年 12 月 12 日，那个雪夜，张学良的卫队突然冲进华清池五间厅。 当时，钱大钧身为蒋介石的侍卫长，正在现场。情况危急，他想都没想，直接用身体护住蒋介石。 结果，一颗流弹击中他，从右肩胛骨穿入，中将制服瞬间被鲜血浸透。 身负重伤的钱大钧，被紧急送往西安教会医院。昏迷三天三夜后，他刚一苏醒，就听到一个惊人消息。 原来，军统头子戴笠竟向蒋介石密报，说钱大钧和东北军早有勾结，西安事变他就是内应。 钱大钧一听，肺都要气炸了，他立刻扯掉胸前绷带，露出贯穿右肺的狰狞伤口，大声喊道：“把 X 光片拿给校长看！我钱大钧对校长忠心耿耿，绝不容他人污蔑！” 蒋介石看到 X 光片上的弹头阴影，又瞧瞧钱大钧的伤口，沉默片刻，随后把戴笠的密报揉成一团，扔到一边，说：“慕尹（钱大钧字）的忠心，不是几张纸能抹黑的。” 就这样，钱大钧暂时躲过一劫。但经此一事，他还是丢了侍卫长的职务，被调任为空军委员会主任。 钱大钧心里清楚，这都是戴笠在背后捣鬼。他在日记里写下：“戴雨农（戴笠字）的心肠太狠，比倭寇还毒。” 从这以后，钱大钧和戴笠之间，就结下了深仇大恨。 1938 年 4 月 29 日，武汉空战爆发。 钱大钧作为空军委员会主任，亲自站在王家墩机场塔台上指挥作战。 当时，日军第 12 航空队派出 40 架轰炸机，妄图对武汉进行狂轰滥炸。 钱大钧通过广播，向全体飞行员下令：“弟兄们，今天是天皇生日，咱们要给小鬼子送份大礼！狠狠地打！” 在钱大钧指挥下，27 架中国战机呼啸升空，和日军展开激烈空战。 一番苦战后，中国空军以 9 架战机的代价，击落 21 架日机，取得一场辉煌胜利。 可就在钱大钧为胜利欣慰时，一份密报却让他火冒三丈。 原来，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若琛，竟向蒋介石密报，说钱大钧故意让飞行员空转半小时，贻误战机。 钱大钧看到这份密报，抓起红蓝铅笔，在上面批注：“再敢造谣，军法处置！” 他心里明白，杨若琛是戴笠的亲信，这明显是戴笠又在背后搞鬼，想借机整垮他。 但杨若琛没打算罢手。此后，每隔三天，蒋介石的案头就会出现一份新密报，内容都是钱大钧的 “通敌” 罪状。 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让钱大钧忍无可忍。 1938 年 6 月 23 日上午，钱大钧终于收到一个让他彻底爆发的消息。 内线密报称，杨若琛刚向戴笠发出一封 “钱大钧通敌” 的加急电报。 钱大钧得知后，冲副官咆哮道：“备车，去军统站！” 很快，钱大钧带着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军统湖北站。 此时，杨若琛正在办公室核对电报底稿。看到钱大钧突然到来，杨若琛心里 “咯噔” 一下，但他还是强装镇定，说道：“钱主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嘴上这么说，他的手指却在桌下悄悄摸索警报器。 钱大钧可不管那么多，他上前一步，直接用枪口顶住杨若琛太阳穴，冷冷地说：“你以为戴笠的后台能保你？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黄埔一期的血性！” 枪响时，隔壁审讯室的特务全听见了杨若琛的惨叫，可没人敢吭声。 戴笠在重庆得知亲信被杀，把笔狠狠摔在 "忠义救国" 匾额上："钱慕尹这是打我的脸！" 他连夜赶去黄山官邸找蒋介石，等到凌晨三点才见到人。蒋介石翻着《曾文正公全集》说："慕尹刚打了胜仗，这时候处置他，寒了前线将士的心。" 戴笠盯着桌上钱大钧的请罪书，只能咬牙点头。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戴笠坠机身亡，钱大钧接过军统局局长委任状。站在岱山脚下，他对着山风说："戴雨农，你机关算尽，还是输给了委员长的权谋。" 此时他腰间的枪，已换成中正剑。 晚年在台湾写回忆录时，钱大钧留下一段话："黄埔精神应以家国大义为魂，为派系私利颠倒黑白，纵有千军万马也终将灭亡。" 1982 年他在台北病逝，枕边放着张泛黄的照片 ——1937 年南口战役后与黄埔同窗的合影。背面用红笔圈着戴笠的名字，写着："终生之敌，亦为终生之鉴。" 这段恩怨，道尽了当年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荒唐与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