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病重，需要吃鸽子蛋增加营养，却到处都买不到，赵炜就对邓颖超说“宋庆龄家里养了200多只鸽子……” 1975年，周总理的病情到了一个几乎难以挽回的地步。 那时候的中南海，不像今天这样信息通达，所有人的表情都写满了紧张，讲话也轻得几乎听不见声。 总理的身体已经无法进食普通饭菜，医生建议尽可能找些柔软又有营养的食物。 他能吃下去的，几乎只剩下鸽子蛋了。 问题是，这年头哪儿来的鸽子蛋？北京那时候正值严冬，大雪封门，普通百姓家里就算想养几只鸽子，也得费一番心力，更别提能下蛋。 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想起了宋庆龄。 宋庆龄养鸽子，是出了名的。 从北京方巾巷到后海，再到上海淮海路，她一路养了几十年。 她不是那种一时兴起、三分钟热度的养法，而是真拿这些小生灵当朋友、当寄托。 谁进她家院子都能听见鸽子“咕咕”叫，在屋顶上盘旋，或者干脆落在她肩膀上啄食。她有时候穿着旧毛呢外套，袖口磨白了，也不在意，提着小盒子，一边吹口哨一边喂鸽子。 她自己也说过，养鸽子这件事，其实早在孙中山还在世时就开始了。 那时候他们俩在广州住着，楼顶有鸽舍。 孙中山喜欢鸽子，说它象征和平，说它不争不抢、干净得很，宋庆龄就跟着喜欢了。 鸽子在她手里，已经不光是宠物了。 她每天细心喂食，能记得每一只的脾气。那只紫色羽毛的小鸽子死后，她亲手埋葬，还念念不忘，一叫名字，其他鸽子也都飞过来。 她说过一句话，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但也是她生活里唯一一群不会背叛她的生灵。 听上去有点凄凉，却也真实。 所以，当她得知周总理病重、急需鸽蛋时，没有犹豫。 她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号召谁帮忙采买，而是转头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进鸽舍去翻。 正是寒冬，地冻天寒，连鸽子都缩成一团，更别提产蛋。 她自己穿着厚外套，在鸽舍前走来走去，鸽子们咕咕叫着，似乎也能听懂她的焦急。 那天他们总共翻到了两枚新蛋，又从储藏柜里找出了三枚旧的，加起来刚好五个。 她找了一个纸盒，用柔软的纸巾一层层垫好，交给身边的女孩隋永清，一遍遍叮嘱：“路上慢点，别碰碎了。” 那天，送蛋的人去了西花厅，连赵炜都没出来，只是值班人员接过盒子就走了。 这一反常的安静，让人心里发沉。三天之后，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 五颗鸽蛋送到的时候，他已经吃不下了。 这一段历史，很多人都没注意过。 鸽蛋是小事，饲养鸽子也是小事，但放在那个时刻，它就不小了。那是一个老朋友对另一个老朋友最后的惦记，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国家危局中的一点温柔。 周恩来和宋庆龄，一个是共和国的总理，一个是孙中山遗志的守望者，他们彼此没有过多言语往来，但那份彼此懂得，一直都在。 更难得的是，这种温柔不是临时起意。 鸽蛋她不是第一次送，平时就爱把新下的蛋收起来，挑几个给朋友寄去。 她还会在信里备注：“鸽蛋若不够新鲜请勿食，权作念想。”这些话，写得规规矩矩，却藏着亲昵。 有时候，她甚至会让人把蛋送到医院给某个生病的老干部，说那是“她的和平鸽送的问候”。 她对鸽子的感情，从来不只是养着玩。 早在1952年，她就和郭沫若一起筹办“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那年她看中了毕加索画的和平鸽，把它印在大会文件夹上，自己办公桌上一放就是几个月。 鸽子成了她的象征，不只是生活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的语言。 那些年国际来访的政要，一进她家看到鸽子，有的还会笑着说：“这位夫人真有雅兴。”但其实，他们不知道，那些鸽子比礼仪更有分量，是她对和平的坚持。 特殊期间，《文汇报》那篇社论骂人养花养鸟是“腐朽生活方式”。 宋庆龄听见这话，脸都白了。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对身边人说：“把鸽子处理一下吧。”那一晚，没人说话。 鸽子最终被分送出去，但没过几天，又陆续飞回了院子。它们认人，认家，不肯走。她听说鸽子回来了，只说了一句：“它们比人忠诚。” 她不爱说重话，但有时轻描淡写的一句，比大声疾呼更让人难忘。 1979年，有记者要拍她和孩子们的合照，她笑着同意了。 孩子们围着她，一张一张拍。拍完了，摄影师说可以收工了，她却说：“再来一张，带鸽子的。”于是她吹口哨招呼鸽子。 鸽子不动，围着她打转。 她叹了口气，说：“是我喂它们太少了，不亲了。”其实不是，是鸽子吃饱了。 那天她笑着回房，谁也没想到，那是她和鸽子们最后一次合照。 她去世那年，鸽舍还在，鸽子照飞不误。 工作人员轮流喂食，鸽子们照例在屋檐打圈，像什么都没变。 直到几年后，一个信鸽协会的人来访，听说宋庆龄爱鸽如命，当即表示愿意捐赠十二对名鸽，名字也起得用心——“和平、统一、友谊、繁荣、回归、富强、大同、发展……”这些词汇，不就是她一辈子在追的目标吗？ 那些鸽子成了象征，也成了延续。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