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关于金光大道》中写道：一度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作者浩然也理直气壮，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曾经看似“高大全”，实则“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经很难招徕今日之看客。 笔者认为艾青的这种说法才是真正“令人费解”。因为从不曾在哪一本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把《金光大道》“钉上文坛耻辱柱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如是说：谌容的《万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们在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在建立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斗争中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而且《金光大道》“虽然不可避免地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但还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我国50年代中期的农村现实。” 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 年出生于唐山赵各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 ，年少时仅读过小学 ，16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浩然，在区里担任通讯员，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让他初窥文学的强大力量。 当时，政府大力号召植树造林，旨在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后代。然而，对于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们来说，植树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所以无论政府如何宣传发动，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次偶然的机会，浩然发现上仓的一位妇女干部，正带领着几名妇女在公共的水坑边沿上种植一片树林。浩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契机，于是迅速撰写了一篇表扬稿。稿件发表后，如同在平静湖面投入巨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区引发了轰动。村里的干部纷纷带头植树，甚至还有村干部主动找上门，希望浩然也能为他们的植树行动 “扬扬名”。这次经历让浩然深刻认识到，写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能切实推动社会事务的进展。 还有一次，浩然的房东大嫂遭遇了财产继承纠纷。按照国家法律，房东大嫂理应继承的财产被他人侵吞，她向区里、县里申诉，却始终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浩然得知此事后，正义感爆棚，他以笔为剑，将此事写成批评稿件投递给《河北日报》，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房东大嫂讨回公道。虽然这篇稿子没有直接发表，但被转到专署后，引起了专署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派人到乡下进行了认真而公正的处理。房东大嫂最终绝路逢生，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这件事让浩然真切地感受到手中的笔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能为弱势群体发声，能促使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从这两件事开始，浩然在心里认定，自己手中的笔就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有力武器，文学创作是革命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信念深深扎根在他心中，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革命作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此后他始终以笔为工具，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映社会现实 ，为人民发声。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格局中，“文艺为政治服务” 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导向。这一理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路走来，文艺始终被视为唤起民众、鼓舞士气、传播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 。在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艰巨任务，文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宣传党的政策、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人民建设热情的使命 。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众多作家纷纷响应号召，以笔为工具，积极投身到配合党的实际工作的创作中。巴金、曹禺、杨朔、马烽、田汉、刘白羽、秦牧、魏巍等知名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融入了时代的政治元素，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党的声音、反映社会变革 。老舍的《龙须沟》，通过描写北京龙须沟一带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歌颂了人民政府的伟大，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倾向；《春华秋实》则围绕着 “五反” 运动展开，展现了工人阶级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进行了生动呈现 。 浩然也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将 “文学为了宣传” 作为自己始终坚持的文艺观，且贯彻得更为彻底和执着 。他认为写作是宣传其所虔诚信仰的政治、政策的一种工具 ，天底下没有一个作家不是在搞宣传和教育，提笔写作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自己的某种观点 。 在 1980 年和 1983 年，浩然分别谈到：“我主张文学艺术有宣传教育的功能，我为宣传教育而搞创作：通过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同胞们同心同德地搞社会主义。” “在以往不算短的岁月里，我们把文学作品的宣传作用理解得偏狭了，机械了，形而上学式的了。那是另一回事情。但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文学作品的宣传作用 …… 回避文学作品的宣传功能，跟把这种宣传扭曲得偏狭、机械和形而上学式的同样有害而无益 。” 这些言论充分体现了他对 “文学为了宣传” 这一理念的坚守，即便历经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冲击，他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 。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