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一女八路签订契约送子，多年后反悔，连同儿子养母一同接回 “辟澜，这孩子……真的要送走吗？”1943年，南方的夏夜格外闷热，邓戈明抱着怀里才出生43天的婴儿，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石辟澜看着妻子，眼神里满是心疼与坚定：“戈明，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革命，也为了他能活下去。” 这对话，字字千钧。说这话的，不是普通夫妻，而是常年在刀尖上行走的地下党员。妻子邓戈明，广东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丈夫石辟澜，则是她并肩作战的同志。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革命年代一段传奇的缩影。 时间拨回到1940年，邓戈明在粤南省委负责机要工作，为了掩护身份，组织上派宣传部长石辟澜与她假扮夫妻。谁能想到，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的理想与日夜的相处，让这对“假夫妻”动了真情。经组织批准后，他们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那段日子，苦是真的苦。经费紧张，石辟澜又患有肺病，邓戈明就把家里家外的事全揽了过来，想尽办法给丈夫调理身子。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香港，邓戈明夫妇住处的玻璃全被震碎。她醒来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是否受伤，而是冲过去死死护住那些关乎组织命脉的机密文件。后来，他们夫妇二人又在香港沦陷的险境中，冒死营救了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每一次行动，都是向死而生。 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环境里，1942年，邓戈明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后，由于叛徒出卖，梅县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石辟澜接到命令，要紧急转移到重庆。一个怀着孕的女人，跟着丈夫在枪林弹雨中颠沛流离，会面临什么，不言而喻。为了孩子能有一线生机，也为了不拖累革命工作，邓戈明做出了一个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把孩子送人。 1943年夏天，通过组织联系，他们找到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夫妇。这对夫妻结婚多年无子，见到这个粉雕玉琢的男婴，喜不自胜。但他们也有顾虑，怕孩子养大了，亲生父母又找回来。为了彻底断了邓戈明的念想，张家提出要立一份契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此子往后与生母再无关系，终身姓张。 那份契约，对邓戈明而言，薄薄一张纸，却重如泰山。她含着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甚至可能永无相见之日。她只能将这份割舍骨肉的剧痛，深埋心底，然后毅然转身，追随丈夫，继续踏上革命的征途。 送走儿子后，邓戈明与丈夫先后抵达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紧张的学习和工作，暂时抚平了她心头的伤痛。194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石辟澜当时化名余清，便给女儿取名余小青。一家三口，本以为可以迎来新的生活，准备南下工作。可解放战争的炮火，再次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1947年，石辟澜报名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临行前的告别，成了夫妻间的永别。在大别山，石辟澜化名“余队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深受百姓爱戴。然而，就在同年11月，当地反动头子发动暴乱，石辟澜在患病的情况下，与警卫员一同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终被残忍杀害。 这个噩耗，直到一年后才传到邓戈明耳中。丈夫走了，天塌了。但她没有倒下，革命尚未成功，女儿还需要她。她擦干眼泪，独自带着女儿，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强地走下去。 广州解放后，邓戈明回到家乡工作。生活渐渐安定，女儿也一天天长大。有一天，女儿小青天真地问她：“妈妈，我为什么没有爸爸？”这句话，像一根针，瞬间刺破了邓戈明多年来强作坚强的外壳。丧夫之痛、失子之痛，在那个夜晚排山倒海般向她袭来。她梦到了丈夫，浑身是血地看着她。 从那一刻起，一个念头在她心里疯狂滋长：要把儿子找回来！那是她和辟澜的血脉，是丈夫留在这世上的根。这个决定，意味着她要“反悔”，要违背当年那份白纸黑字的契约。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一个妻子对亡夫的承诺，压倒了一切。 1956年，邓戈明调到北京工作，寻找儿子的事终于有了眉目。经过多方打听，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叫张小龙的男孩，也见到了他的养母廖氏。此时，儿子的养父已经去世，廖氏一人拉扯着孩子，生活同样孤苦。看着眼前的儿子和含辛茹苦的养母，邓戈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她没有强行要回儿子，更没有忘记廖氏的养育之恩。她一咬牙，做通了儿子的工作，将养母廖氏也一同接到了北京，住进了自己家里。考虑到当年的契约，她信守承诺，没有让儿子改回石姓，依旧姓张。 于是，一个奇特的“多姓家庭”就此组成。母亲姓邓，养母姓廖；儿子姓张，女儿姓余。邓戈明当时的工资是行政十级，几十年没涨过，要凭一己之力撑起这样一个大家庭，还要每月以丈夫“余清”的名义给远在乡下的婆婆寄钱，日子过得相当拮据。但她从未抱怨过一句。乡下的婆婆直到去世，都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当着大官，生活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