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君主之一，不仅是许多后代帝王的楷模，也深深影响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政。李世民虽然在许多方面深受历代贤君的启发，但他特别看重汉文帝的领导风格，甚至在心底为自己提前设定了“太宗”庙号，借此遮掩自己早期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政权的阴影。
汉文帝被后世尊为“第一明君”，这一称号并非简单地因其功绩最为卓越，而是基于他在中国封建帝制历史中的“第一个明君”的地位。这个“第一”更侧重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非成就的多少。自秦始皇开始，直至汉文帝即位，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作为新王朝的开创者，破坏了旧有秩序，而汉惠帝刘盈则被认为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唯独汉文帝刘恒，凭借开创“文景之治”这一盛世，使得中国历史首次迎来了强盛的治世。
汉文帝执政时实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他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大幅减轻农民负担，将农业税调整为三十税一，徭役制度也大大减轻，间隔三年才要求民众进行劳作。此外，汉文帝还推动了资源的开采，允许民间开矿、开发盐渔资源，为国家经济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他还废除了酷刑，如连坐法和肉刑，恢复了以黄老思想为基础的宽松政策，这一系列改革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难得的是，汉文帝不仅在政策上有所改革，他在个人生活中也树立了简朴的榜样。宫中没有华丽的锦缎，帷幕上的绣花也被禁用，他本人日常穿着简单的“绨衣”，对奢侈品绝不留情，即便是自己的陪葬品也仅限于瓦器。汉文帝的这种个人节俭精神，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形象，成为后代帝王学习的典范。
西汉时期的四位伟大帝王，包括太祖刘邦、太宗汉文帝、世宗汉武帝和中宗汉宣帝，形成了后代帝王的一种“范本”模式。尤其是刘邦与刘恒的父子搭档，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强大的政治符号。司马迁曾说过：“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这句话不仅为汉文帝定下了“第一明君”的位置，也为他开创的“文景之治”增添了光辉。
李世民在治国理政时，多次提及汉文帝，并且时常以他为“镜子”。比如在修建宫殿的事件中，魏徵批评李世民过于奢侈，认为修建即使是一座小殿，也会消耗大量民众的血汗。李世民听后深受触动，回想起汉文帝节俭的事例，最终决定取消这一计划。李世民由此深刻认识到，作为皇帝，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约束奢靡之心，以免民众疾苦。
从西汉到唐朝，历朝的明君确实不少，像汉武帝、光武帝、隋文帝等，都为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李世民特别推崇汉文帝，并不是单纯因为他是“第一明君”，而是因为他个人的经历与汉文帝十分相似。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取代了其他嫡系，成功登基。虽然他的登基过程充满了不合法性，但他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与卓越的治理能力，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赢得了后人的敬仰。
与此相似，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谋杀了兄弟李建成与李元吉，逼父李渊退位，虽然手段不光彩，但他在治理国家上却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因此，李世民面临着合法性问题的压力，而汉文帝的“非法登基”经验为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帮助他塑造了合法的帝王形象。
然而，李世民与汉文帝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却有显著差异。首先，私德方面，汉文帝的简朴、慈孝并非做作，而是发自内心。李世民虽然也力求表现简朴，但更多的是刻意为之，缺乏汉文帝那种自然的德行。此外，李世民的君臣关系与政治操作，比汉文帝更加复杂。他与秦王班底的紧密关系，使他在维护政权上展现出了更为卓越的能力。
就治国成果而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比“文景之治”更具声誉，但从历史影响力和深远意义来看，汉文帝的政绩显然更为持久。事实上，“文景之治”不仅是在汉文帝时期，连汉景帝的贡献也至关重要，且他们的盛世得益于吕雉的深远影响。
有观点认为，李世民在击败突厥时的表现，远超汉文帝对匈奴的应对，但这一观点未必全面。西汉初期，匈奴势力正强，西汉刚刚建立，国力尚未强盛。而唐朝在稳定国内局势后，具备了更强的战略、战术能力及装备，才能击败突厥。因此，李世民的成功不能简单视作对汉文帝的超越。
综上所述，李世民选择以汉文帝为榜样，既符合现实需要，也符合其个人经历的特殊性。这一决定使得他成功将自己与汉文帝的治国理念相结合，为自己的治国之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