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查普曼说：“美国永远也无法打败中国，中国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独特的民族特征，这一特质使他们坚韧不拔，一直屹立不倒！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区别在于，他们从不屈服于苦难，从不等待被拯救，而是勇敢地反抗并克服困难！” 全世界的古文明，早期神话都差不多，洪水滔天，世界末日。可接下来怎么办，区别就大了。 西方的故事里，是诺亚听从神的旨意，造了一艘大船，带着一家老小和配对的动物躲进了方舟，等着洪水退去。 咱们呢？我们的神话主角是大禹。面对同样的滔天洪水，他没想过造船跑路。他的选择是，“导”。带着大家伙儿，拿着简陋的工具，花了十三年，凿开龙门，疏通九河，硬生生把洪水治下去了。三过家没入门，累得腿上毛都磨光了，他靠的是人，是集体的力量，是跟天灾死磕的决心。 咱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没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精卫填海，被淹死了，化作一只鸟，也要衔着树枝石子去填平那片海；愚公移山，门前两座大山挡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也要把它挖掉。刑天被砍了头，还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这些故事传递的是同一个内核：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天靠不住，神靠不住，能靠的只有我们自己。这种“人定胜天”的念头，是一种面对苦难绝不低头的生命宣言。 这股不服输的劲儿，不是凭空来的，是五千年风风雨雨“逼”出来的。 翻开历史，咱们这个民族经历的磨难，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地狱级别”的。天灾、人祸、内乱、外敌，几乎就没怎么断过。一个王朝倒下去，遍地都是饥荒和白骨，但用不了多久，在这片废墟上，又会有人站起来，重新收拾家园，建立新的秩序。 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抛头颅洒热血，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当生存的底线被触碰时，中国人不会逆来顺受地等待灭亡，而是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就拿近代来说，从1840年开始，国门被大炮轰开，领土被蚕食，主权被践踏。按照当时很多西方人的看法，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就该分崩离析，彻底被瓜分了。 但结果呢？我们趴下了，可没死。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一代又一代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索着救国的路。他们或许失败过，或许迷茫过，但从没放弃过。 这种精神，已经不是几句口号，而是融入血液的集体记忆。 这股精神，离我们远吗？一点也不。 建国初期，那真是一穷二白。西方世界对我们全面封锁，苏联老大哥后来也撤走了专家。在那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想搞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这些尖端科技，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邓稼先，和他的团队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怎么办？就用算盘，十几个人，不分昼夜地算。一张张计算纸堆得比人还高。吃的呢？就是窝窝头和咸菜。住的呢？就是戈壁滩上的帐篷。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们硬是把原子弹给“算”了出来。1964年罗布泊那声巨响，震惊了世界，也让所有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吗？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别人不给，就自己造。 时间快进到今天，这几年，大家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围绕高端芯片的技术封锁。美国动用国家力量，试图在科技上给我们“断供”。很多人一度很悲观，觉得中国的科技产业要被“卡脖子”卡死了。 可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华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和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入到芯片研发和制造中去。这条路很难走，比当年搞“两弹一星”还要复杂，但你发现，整个社会都憋着一股劲。越是封锁，我们自主研发的决心就越大。这股劲儿，和当年在戈壁滩上打算盘的科学家们，和几千年前凿山治水的大禹，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除了这种个体的坚韧，查普曼教授的观点里还隐含着另一个层面：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 中国人家庭观念重，这种观念放大到社会层面，就是一种强大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这种集体意识，在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候，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山崩地裂，家园尽毁。但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不计代价地奔赴一线，是全国各地的救援队和志愿者涌向灾区，是亿万民众踊跃捐款捐物。 那时候，你感觉整个国家都拧成了一股绳，所有人的心都牵挂着同一个地方。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景象，深刻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个人的坚韧，在集体主义的催化下，汇聚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修复力。 所以，回头再看查普曼教授的话，或许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了。说中国“不可战胜”，不是说我们的军力或经济已经天下无敌，而是指这种深植于文化和历史中的民族特质。 这种特质，让我们在顺境中懂得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拥有绝地反击的勇气和智慧。 未来的挑战依然很多，但只要这股子精气神还在，我们就总能找到出路，继续走下去。这，或许就是我们最压箱底的底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