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晚上，解放军打到了第72军军部附近。第72军副军长谭心决定投降，对部下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是中国人，拼什么？和共军联系，不打了。” 第二天清晨，当天光刺破淮海平原上空的阴霾，战场上罕见地没有响起枪炮声。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集合号。一万四千名国民党第72军的官兵，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地区，集体放下了武器。 没有激烈的战斗，没有最后的冲锋，这场规模浩大的投诚，平静得近乎诡异。士兵们将步枪、机枪、迫击炮堆积在路边，他们卸下压在身上多年的沉重包袱。 一个年轻的士兵，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那是他姐姐寄来的，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狗蛋，活着回来就行。”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揣回怀里。 这个决定，对于副军长谭心而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被现实压垮后的必然选择。军长余锦源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许。 早在几天前，陈毅、粟裕联名写给他的劝降信就已经送达，信中的话语字字诛心：“贵军如欲为蒋独夫作无谓之牺牲，不仅将遗万世之羞，抑且有负父老乡亲之望。” 72军本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川军部队。这支军队的前身，在1938年于四川万县重组后，便千里迢迢开赴前线。他们是穿着草鞋、拿着中正式的川中子弟，在武汉会战的外围死战不退，在三次长沙会战中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铁蹄。 尤其是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他们作为增援部队，硬是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撕开一道口子，收复了那座几乎被打成废墟的城市。那时候，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战，每一个牺牲都重于泰山。 然而，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内战的烽火，将这支部队彻底拖入了泥潭。 1947年，在山东泰安，整编72师被解放军重创，师长杨文泉被俘。部队在济宁重建后，士兵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老兵凋零，新兵脸上满是稚气与茫然。 他们从保家卫国的英雄，变成了剿匪的工具。曾经同仇敌忾的信念，被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现实撕得粉碎。 到了淮海战役，这种迷茫与绝望达到了顶点。杜聿明集团被围困在陈官庄，天寒地冻，粮弹断绝。士兵们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伤员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哀嚎。 空投的物资杯水车薪，而且大部分落到了我军的阵地上。72军的官兵们心里都清楚，徐州是回不去了，援兵是看不见了，坚守待援的命令，不过是一张催命符。 更让他们军心动摇的，是对面阵地传来的攻心战。那些带着浓重乡音的喊话，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拉家常。 “对面的川军兄弟们，我们司令员也是四川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家人在盼着你们回家过年！”这些话语，伴随着《孟姜女》的悲凉曲调，在寒冷的冬夜里飘过阵地，钻进每个士兵的心里。 事实上，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情报工作就已经细致到了惊人的地步。华野敌工部不只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甚至对每个高级将领的个人特征、性格习惯都了如指掌。 他们知道72军军长余锦源好赌博、饮酒，善剃光头，也知道副军长邓军林稍矮，胖子，走路两手一晃一晃的。这种知彼知己，使得战场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因此，当谭心做出投诚决定时，这既是战场上的无奈之举，也是人心向背的必然结果。他们与我军派来的代表进行了火线谈判，提出了两个特殊的条件。 对外宣称72军是被歼灭，而非投诚，以保护他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免遭迫害。对愿意回家的军官，予以方便。 我军方面对此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只要求假打20分钟，以应对国民党上峰。 就这样，一场本该血流成河的攻坚战，以一种近乎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这是1.4万名士兵的幸存，更是战争天平上，人性的重量压倒了愚忠的又一次明证。 人民早已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这种愿望，在士兵心中，在家书里，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寒夜里，汇聚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谭心不是什么传奇名将，他只是在历史的关口，做出了一个符合人心的选择。这个选择让那些曾为国流血的川军子弟，最终没有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而这支72军的番号，在几个月后于川南重建，由我党秘密党员郭汝瑰接任军长，并最终在宜宾率部起义，为四川的和平解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MCN双量进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