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黑龙江五常县原日伪法院看守所，工人们在修缮因暴雨而坍塌的一间房屋时，

1948年，黑龙江五常县原日伪法院看守所，工人们在修缮因暴雨而坍塌的一间房屋时，蓦然发现了一个装在玻璃缸内的人头。 最先发现它的工人说，原本以为是以前的腌菜缸，盖子还封得死紧，可等看清里面泡着的东西时，谁都不说话了。 吓归吓，人还是得叫来的。 县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干部一见，脸色当即变了。 他们认出来了，那是抗战打到最凶时，失踪已久的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这名字在当地人心里，不是谁都敢随口说的。 不是怕，是敬。 一提“双龙将军”，老人小孩都知道，那是曾经把日伪军打得不敢出五常县的硬汉。 从抗战最残酷的山林战场，到这间阴冷老屋的一角，七年无声无息。 那是场迟到的相认，也是一段惨烈历史的开口。 汪雅臣其实不是正规军校出来的，他1911年生在山东莱阳，那年清朝正亡。 家里太穷，后来实在活不下去，只能举家逃荒，一路往北，落到了五常。小时候他叫“祥子”，上没学、下没地，十几岁就在地主家做长工。 他干过的活儿，门槛都低得让人心酸，砍过树，伐过木，挑过大粪。 有年在林区干活，正赶上山匪下山抢人，整个工棚一锅端。 他被带进匪窝，给硬塞了个号儿：“双龙”。 按说这种入伙，跟卖身差不多，可汪雅臣这人怪，他是认死理的。 宁愿跟着土匪打仗，也不愿抢百姓粮，他一看人家欺负老乡，就上去劝，还被头子打过。 结果这帮人渐渐听他的，什么活能干，什么不能碰，规矩也有了点样。 到1929年，东三省的东北军出手围剿土匪，一锅端的局面下，汪雅臣没跑。他硬是在战斗中站住了，被收编进了东北军，算是彻底从“胡子”变成了兵。 但这种“兵”，好景不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所在部队很快就投降了日军。 他没多想，带着几个兄弟拿了枪就走，那一晚他们没吃饭，走了三十多公里，只为了离鬼子远点。 他跑回五常，在山里又拉起了旧号：“双龙队”。 可这回不是土匪，是抗日义勇军，他明白一件事：想活下去，要先打出去。 人少是硬伤，十几个人，打不了大仗，更守不住地盘。 汪雅臣一边打，一边找人合兵，听说附近有个叫张保胜的队伍，人多枪多，他就去搭话。 没几天就投了靠，可发现那队人根本不是为抗日，而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干抢劫的事。 张保胜绑票勒赎，横行乡里，汪雅臣看不下去，多次规劝，被当成碍眼的“清流”。 矛盾到头，一次争执中他拔枪，一枪毙了张保胜。 那场火并惊天动地，最终他把队伍重新整编，换了面孔、立了军纪，还起誓以后只为抗日，不负百姓。 他打的第一场硬仗，是在舒兰，带着刚收编的一百多人，夜里突袭了日伪据点，端掉一个碉堡，还缴了十几支三八大盖。 队伍越打越大，三年不到，从几十人发展到两百余众。 他跟赵尚志、张兰生取得联系，正式并入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第八军，汪雅臣任军长。 不久，部队又被划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他依然是军长。 这时候他才26岁，但已经是战场老将。 他的打法讲究快狠准，1936年那年秋，他带人突袭桦皮厂的伪“讨伐队”，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三十多人打了不到一个钟头，拿下敌阵，俘敌六十，缴枪四十。 消息传开后，“双龙”这个名字在伪军中成了梦魇。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一度跟第四军李延平会师，在苇河等地并肩作战。 几次行动下来，两军合力，收复多个据点，还清除了不少伪军据点。 每次胜利，他不大会讲场面话，只说：“能活下来，就是运气好。” 但命运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到了1940年，敌人发动全面清剿。 东北抗联内部开始整编缩编，汪雅臣的第十军被精简为第八支队，主力只剩五十余人。 山林间转战游击，白天不敢点火，夜晚靠雪融口渴。到了冬天，实在扛不住，他们在尖子山设下越冬密营，准备咬牙熬过冰封的季节。 可惜这个密营被叛徒泄了密。 敌军一个营兵力扑来，一寸一寸搜山。他们边打边撤，最后被困在了九十五顶子山。 大年三十那晚，五常的老乡仍不忘山上的兵，有人背粮食、有人挑柴火，冒着冻死的风险来送东西。 汪雅臣看着这些人，默不作声，最后只说一句话：“把他们送下山，别留。” 部队实在打不动了，他做了决定。 让副军长张忠喜带人突围，自己留下十几个兄弟做掩护。 战斗开始得很早，天还没亮枪声就响起来了，张忠喜刚冲到高地，胸口中弹，整个人滚下了坡。 西边山头上，汪雅臣还在打。 他左臂中弹、腹部也中了一枪，还抱着机枪坚持射击。 战士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他一人，倒在雪地。 敌人冲上山，看他穿的是军装，还带编号，就知道这不是普通兵。 他昏迷过去，被抬下山，一路上流的血把雪染成红黑色。 他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敌人手里。 日伪军把他的遗体绑在县城大街的电线杆上示众几天，之后割下头颅，封入玻璃缸，藏入看守所地窖。 他们准备献给关东军指挥部，换点“战绩”。 七年就这么过了。 1948年那天，地面塌了，盖子开了，玻璃缸里的他，又重回人间。 那颗头颅被妥善安葬，入土为安，他战斗过的蛤蜊河子村，也在那年改了名，叫“双龙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