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3日，当中国空军歼十首席试飞员雷强成功试飞后走下飞机时，作为歼十总设计师的宋文骢院士第一个冲了上去为他送上鲜花。此时候已经68岁宋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拥抱着雷强说:“谢谢您完成了我们的梦，完成了全国的梦！” 闻听此言，手拿鲜花的雷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一天，中国的科研人员用12年时间科技攻关，一跃成为世界少数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引进了苏27，算得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重型战斗机之一。那架飞机的出现，一度让中国空军兴奋不已。 技术先进、作战性能高、威慑力强，简直是空军梦寐以求的“神器”，于是，有人就开始质疑：既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这么好的飞机，那还费那么大劲搞国产干什么？干嘛非要自己设计？ 这时候，宋文骢站出来了，他说：“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也不是自己的，苏27再强，它也不是中国人造出来的。” 一句话说得干脆，却不轻松。那时候，歼10还只是一堆纸上的图样，不少关键技术都还没摸到门。 搞不搞？硬着头皮也得上，因为这已经不仅是个战机项目了，而是一次国家技术体系的考验，中国如果永远靠买先进武器，就永远也造不出自己的未来。 所以，哪怕压力再大，经费再紧，风险再高，也不能退，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扛，也必须有人扛，宋文骢就是那个不怕扛的人。 他当过侦察兵，也干过地勤，本来想当飞行员，可惜体检没过，但他没放弃，而是成了飞机维修的行家。 从拉-9到米格-17，他一架架接触，一件件拆装，慢慢摸出了门道，等他有机会考入哈军工时，那个理想的小火苗已经烧得不小了。 他不是那种书卷气十足的学生，可是一到动手实验的环节，就谁也比不过，他在三年级那年，参与了“东风113”的设计项目，算是正式踏进了飞机设计的大门。 “东风113”最后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但他并不气馁，因为失败的背后，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技术洗礼，他开始明白，苏式设计虽然系统，但不一定适合中国；大跃进式的目标设定，只会让项目自己把自己压垮。他从失败中学会了克制，也学会了对技术保持敬畏。 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校，而是主动要求去沈阳601所搞一线设计，他一开始的任务，是研究从战场上捡来的美军飞机残骸，RB-57D、RF-101、U-2、F-4……这些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废铁的东西，在他手里都成了学习材料。 他一块块拆，一页页画，把从敌人那儿学来的先进技术，变成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是他做得最扎实的事，也为后来搞歼10打下了重要基础。 接着，他又研究米格-21，摸透了它的气动布局和发动机特性，再往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的结合方法，不再仅仅看数据，而是围绕实战需求去构建设计模型。 这一步其实特别关键，很多人还在停留在“先定一架飞机，再想怎么打仗”的阶段，而他已经开始从“未来怎么打仗”倒推“飞机该怎么造”。 他提出歼八要用双发，提出侧面进气，很多想法当时被看成“太激进”，但后来证明他早就看到了后面的路。 歼七Ⅲ时期，他接手总师的位置，逐步建立起系统管理制度，第一次把“工程组织”这事儿变得像样了。 不是谁说了算，而是靠流程、靠数据、靠反馈，他组建团队、带新人、做计划，所有人都知道，这人话不多，但管得住事。 后来到了歼10，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这不是一架飞机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全链条合作”实验。 发动机、气动、飞控、材料、电气，每一项都是硬骨头，更别说钱也不够、时间也不等，最难的几年，项目几乎要停了。 买来的苏27实在太香了，又快又省事，谁还愿意等一架看不见影的国产机？ 是宋文骢咬着牙抗住了，他说一句话：“你们可以不等，但我得把它做完。”没钱就节衣缩食，没资源就各地跑协调，他甚至把俄罗斯的米格设计局请过来，一起研究引进AL-31FN发动机，终于在1997年做出了样机。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他走上前给雷强送花，那时候68岁的老总师，眼圈红了，说了一句：“谢谢你，完成了我们的梦。” 那一刻不是胜利，而是松了一口气，背后的七千多个日夜，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不是把飞机造出来了，他是把一个体系带了出来。 他把飞机制造的流程标准化，把技术管理的方式条理化，更重要的，是把人带了出来。杨伟，就是他一手培养的飞控负责人，后来杨伟主导了歼20，再往后，新一代的科研团队成型，歼10只是起点。 2016年，宋文骢去世了，享年86岁，追悼会上，不少人都说，宋老最大的贡献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个系统，是一群人，是一种“咱中国人也能造世界一流战机”的信念。 他一生不出风头，也不求高位，但说起话来，有底气，做起事来，有章法，他的坚持，让中国航空真正从“仿制时代”迈进了“原创时代”。 宋文骢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他常说一句话：“我就是个飞机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