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西方列强纷纷崛起，利用其强大的武力和科技优势，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疆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尽管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但依旧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能人贤臣，他们奋力想要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在危急时刻缺乏决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晚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鸿章不仅是一位深具政治智慧的外交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对外的策略复杂多变，但在与日本的关系上尤其值得关注。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联日”、“防日”和“师日”的不同阶段，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轻视日本的立场。战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李鸿章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制日”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轻日”的观念。
李鸿章逐渐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对中国构成了潜在威胁。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与日本曾是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虽然都封闭自守，但西方列强的压力使得它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外部世界。李鸿章在《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提到，日本自古以来是东亚地区的强国，而近代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启发下，快速发展，开始广泛采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器，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
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了深刻的变革。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使得日本逐渐强大。而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国的交往日益减少，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提出了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的建议，希望通过联合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巩固清朝政权。
然而，李鸿章始终未曾放松警惕，尽管他提倡与日本合作，但他明确表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必须保持谨慎和警觉。《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记载他曾警告道：“中国暂未便派员久驻，日本近在肘腋，勇为中土之患。”他意识到，若中国国力衰弱，必然会为日本的扩张提供机会，甚至可能被日本吞并。李鸿章深知，唯有中国强盛，才能让日本永远臣服。
随着晚清政府对日本威胁的认知逐渐清晰，李鸿章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同治九年，他在《尊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阐明了自己的“联日”政策，旨在通过外交手段稳定中日关系，共同抵御外部侵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策略未能持续，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的态度转向“防日”。
甲午战争前，日本以扩张为目标，开始侵占中国台湾和琉球等地，这无疑引起了晚清政府的高度警觉。李鸿章转变了对日本的态度，逐渐从“联日”转为“防日”，并强调加强海防，特别是防备来自日本的威胁。《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明确指出，李鸿章提倡将海防放在首位，视日本为最重要的防范对象。李鸿章在信中写道：“日本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本，我将何术以处之。”
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迅速崛起，并对清朝的落后感到深深的忧虑。在此时，李鸿章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应对日益强大的日本，他提出了“制日”的想法，建议通过改革加强国家实力，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他深知，中国的自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单纯依靠战争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然而，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制日”政策遭遇了巨大挑战。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彻底击碎了清朝的梦幻。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带着沉痛的心情前往马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尽管内心充满不甘，李鸿章依然承担了责任，认为这是恢复国家的唯一选择。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李鸿章冷静地指出，这场战争有两大结果值得反思，一是日本通过现代化的海陆军获得了成功，证明了亚洲国家的强大潜力；二是这场战争促使中国从沉睡中觉醒，开始反思和改革。
然而，尽管李鸿章能够从中看到一些积极的影响，他依然深感清朝国力的衰弱。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急于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国家实力，开始寻求与西方列强的合作，以期从外部获得支持。
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原本是希望通过拉拢强国来缓解中国的危机，但最终这却引来了“引狼入室”的局面。这个“外援”不仅未能保护中国，反而在日后引发了更大的危机，尤其是在东北问题上。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李鸿章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在急功近利中陷入了被动局面。尽管李鸿章有着清晰的战略眼光，但过于急切的行动使得他未能稳住局势，反而让中国在外交上进一步陷入了困境。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联俄制日”的失败，标志着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彻底破产。战后的困境，让李鸿章深感痛心和无奈，而他在为国家复兴而做出的努力最终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尽管如此，李鸿章始终坚持着“制日”的立场，他意识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威胁。
最终，尽管中国人民通过无数的牺牲最终战胜了日本，但李鸿章的警觉和深刻思考仍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历史告诫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