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郑介民有怀疑无证据,毛人凤下了逮捕令:吴敬中说的一句话,暴露了他双面间谍身份

吴敬中是否真的是双面间谍?电视剧《潜伏》虽然对这一点有所暗示,却没有明确确认这一身份。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吴敬中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身份神秘且充满变数,甚至连当时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戴笠与毛人凤都曾对他保持警觉,并采取了防范和抓捕行动。

吴敬中的历史原型,是保密局天津站的少将站长吴景中,这一身份几乎为所有人所知。为了简化表述,本文继续使用“吴敬中”这一名字——特工的身份和名字往往很难考证,我们无需过于纠结其中的字眼变化。沈醉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吴敬中,两人关系颇为融洽,沈醉也曾是军统局少数几位有幸被邀请到戴笠家中共进晚宴的高级特务之一。

如果戴笠早知道吴敬中是双面间谍,恐怕他早就下令将其捕获并秘密处置。那时,戴笠问吴敬中晚上吃什么,或许就是问他“最后一顿想吃什么”了。沈醉,作为戴笠亲自培养并提拔的军统最年轻少将,与戴笠之间虽然没有师徒名分,但他们的关系无疑是师徒般的深厚。吴敬中能够进入戴笠的家门,共享晚宴,说明他凭借某种特殊才能,获得了戴笠的极高信任。

吴敬中,作为一名非常有能力的特工,我们从他的履历中不难看出。他原名吴光生,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才智。八岁时便入私塾,1925年10月,以党员身份(具体是哪个党无须再赘述)进入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同班同学中,有一个人叫蒋建丰(即蒋中正的长子),还有一个同届但不同班的同学郑介民。吴敬中的特殊背景在沈醉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沈醉认为吴敬中是个“叛徒”,并指出军统特训班的很多教官都曾是苏联留学生,“转变者”多得让人震惊。尤其是像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等重要人物,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

谢力公与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一样,曾担任特训班副主任,而沈醉却没有说自己的姐夫是叛徒。余乐醒在后来归队,经历了毛人凤的逮捕令及“密裁令”,幸得学员通风报信,才得以安然逃脱并重新走上正道。沈醉也提到,吴敬中和他的同班同学小蒋,尽管身份转换,但并未出卖任何战友。事实上,他们根本不需要背叛,因为他们自己都不受控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一人持有两个党证的情况是双方默许的,后来的分裂使得他们有机会自由选择哪一方留下,哪一方抛弃。

吴敬中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不再提及镰刀斧头,成为了戴笠主办的军统特训班的一名教官,之后又与郑介民一起前往中苏情报所工作,担任科长一职。吴敬中的能力相当出色,无论是在军统特训班,还是在中苏情报所,他都与同学郑介民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无论是带回香港的西装,还是他出差回来带回的点心,吴敬中总是记得分享给郑介民。

历史学者和那些熟知军统内幕的人都知道,郑介民与戴笠、毛人凤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作为郑介民的同学,吴敬中的处境并不会轻松。戴笠与毛人凤一贯对叛徒怀有深深的不信任,甚至将其当作工具,使用过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

郑介民,作为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及保密局的第一任局长,吴敬中则在军统与保密局的交接之际,担任了天津站站长。当时,郑介民正是局长,而天津市长杜建时是蒋中正的亲信,这使得吴敬中被派往这座商贸繁盛的城市。虽然他名义上负责保密局工作,但他并没有参与任何重大的行动,更多地专注于积累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吴敬中在家庭上也有着稳定的生活。他与妻子粟慧嘉(即电视剧中的“梅姐”)和三个孩子的关系十分亲密。在天津遭到围困之前,他便将妻儿安全送回湖南邵阳老家,自己则寻找机会脱身。电视剧中的情节也反映了史料记载,梅姐曾在广州与郑介民的夫人一起共进晚餐,了解余乐醒的情况,表面上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然而实际上这与吴敬中的双重身份也有所关联。

如果吴敬中真的是双面间谍,显然他并不是像普通的叛徒那样背叛战友。戴笠与郑介民对吴敬中的使用一直保持着警觉,并未给予完全的信任。戴笠对任何人都有猜疑,而吴敬中这样履历复杂的特工,也并未得到完全的信任和重用。虽然他具备情报专家的能力,但在军统局的核心职位上,他始终没有获得重要位置。这说明他在戴笠心中始终是“控制使用”的对象,而非完全可以信任的合作者。

最终,吴敬中是否真的是双面间谍,是否早就识破余则成的潜伏身份,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读者从史料中去深入探讨。根据史料记载,毛人凤确实曾下令逮捕吴敬中,但他却最终逃脱。吴敬中逃往机场时,被保密局特务捕获,毛人凤以“临阵脱逃”罪名对他进行逮捕。但吴敬中不惧怕此事,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同学支持——一位已成为国防部次长,一位即将成为蒋中正继任者的人物。最终,毛人凤只能不得不放他一马。

吴敬中在当时的情势下,对时局有着清晰的洞察力。他不止一次表示,“没有人情的政治注定短命”,甚至连冷酷的保密局也逃不过人情的牵绊。至于他是否真的是双面间谍,是否替余则成消除了潜在威胁,这一切,恐怕只有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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