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宋家兄弟的老宅1998年被强拆，村委仅补四千块，但房产证载明400㎡宅基地只认了266㎡，且未补土地钱。兄弟俩憋屈二十多年，边信 访边实名举报村书记贪腐。后在政府协调下，村书记签协议私转180万给兄弟俩，名义是“补历史旧账”。谁料三年后，已被开除党籍的村书记报案称遭勒索，咬定当年给钱是怕被举报。结果，宋家兄弟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抓，一审法院认定宋家兄弟构成犯罪，分别判刑七年、十年。宋家兄弟不服，遂提起上诉。 据悉，宋家兄弟的祖籍在淄博市淄川区西山村，现西山社区，有一套祖传老宅登记于其祖父名下，证载面积约400平方米。 1998年3月，西山村启动第四期旧村改造，宋家老宅被纳入拆迁范围。据村委测量，认定宅基地面积仅266.3平方米，地上建筑物补偿款4269元，由宋母分两次领取。 之后，宋家称档案馆存根证明老宅实际面积400平方米，补偿面积缩水130余平方米。且补偿款仅针对地上建筑，未包含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 然而，宋母在未与拆迁单位签署拆迁协议情况下，房屋遭强制拆除，宋母曾阻拦未果。 2019年起，宋家兄弟（分别是宋刚和宋强，均为化名）认为补偿有问题，遂以补偿不够持续信访，并举报村书记宋某侵占集体资产。与此同时，村民联名举报其以608万元侵吞估值5000万元村办企业。 2020年，在政府人员协调下，宋某与宋家兄弟经11次协商，签订《宅基地补偿协议》，约定以“邻村拆迁标准和精神补偿费”名义支付180万元，协议中“由社区补偿”字样被划去。 随后，宋某分三笔向宋刚个人账户转账180万元，自称100万为个人存款，80万借款。 拿到钱后，双方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 2021年，宋某因滥发奖金、职务侵占等违纪行为被开除党籍。 2023年，宋某报案称遭敲诈勒索，警方以寻衅滋事立案，宋家兄弟被逮捕，后检方变更罪名为敲诈勒索。 2025年6月，经过审理，一审法院认定，宋强、宋刚以举报宋某相要挟，迫使支付180万元，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宋刚有期徒刑10年，宋强有期徒刑7年。 一审判决后，宋家家属坚称无罪并上诉。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该如何看待呢？ 1、宋家兄弟到手的180万元是“补偿款”还是“勒索金”？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敲诈勒索罪要求至少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和“胁迫手段”两大要件。 本案中，1998年拆迁时生效的《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27条等明确规定，征收和征用土地使用权应对使用权人给予补偿。 宋家老宅拆迁时，拆迁单位未对土地使用权补偿，其主张补偿有法律依据。 即便宋母在1998年领取了4269元，但该款项仅针对地上建筑物，而未含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宋家兄弟对土地使用权补偿的诉求具备正当性。 在权利未灭失情况下，宋家兄弟索偿就不属于“无中生有”。 但是，补偿金额如远超法定标准或毫无依据，可能被认定为“借机勒索”。 本案中，宋家400㎡老宅如按现在4500元/㎡计算，补偿款为180万元，而1998年补偿仅4269元。27年间的土地增值、货币贬值等客观因素，使得补偿金额需动态调整，不宜简单以“不符合当年标准”否定其合理性。 2、宋家兄弟的举报行为是要挟勒索，还是正当维权？ 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违法失职行为有举报权。举报内容真实，即不构成“威胁”。 宋某被村民联名举报侵吞集体资产、受党纪处分等事实已被纪委文件证实。 而录音显示政府人员王某曾协调：“他（宋某）为啥开始和你谈，你应该很明白”。此句暗示宋某因被举报压力才同意协商，但政府参与协调本身表明此事属纠纷调解范畴。 若宋家提出“不给钱就编造虚假举报”，则涉嫌敲诈。 本案中，其举报内容早于协商前已存在，且宋某违纪事实确凿，举报与补偿协商是两条并行线，而非因果关系。 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认定宋家兄弟举报行为是要挟勒索。 3、宋某个人付款能否代表村集体？ 《宅基地补偿协议》是由宋某以个人名义签署，未盖村委公章，但协议首句载明“西山社区在旧村拆迁时未补偿”，指向村集体责任。款项虽由宋某个人账户支付，但这种情况在当时不罕见，不能仅凭此否定职务属性。 若宋某付款是为平息集体纠纷，应属职务行为；若宋某仅为避免个人被追责，则可能被认定为私人交易。但两者在现实中常交织，需结合协议文本目的判断。 因此，本案有民事纠纷刑事化嫌疑，定罪需谨慎。 对此，大家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