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大才女王承书一家登船回国，被美国工作人员要求开箱子、脱下衣服。没想到，就在她穿好衣服登船时，对方突然一把抓住她6岁的儿子：你可以走，但孩子不行。 1956年8月，旧金山码头的海风中，一场关于国籍的法律争议正在上演。华人物理学家王承书一家准备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却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拦下。 官员的理由很简单：6岁的儿子张哲出生在美国，按法律应具有美国国籍，不能随父母离开。王承书当场拿出所有证件反驳，她和丈夫张文裕持中国护照，从未申请入籍，按当时《移民法》规定，子女国籍应随父母。 这场争议背后，是美国对华人科学家归国的严格管制。王承书与德国物理学家乌伦贝克合作提出的气体动力学方程，已被国际学界广泛应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担心她掌握的稀薄气体理论可能用于铀浓缩技术。 经过6小时交涉，移民局最终确认孩子的中国国籍，放行全家。但这只是王承书七年归国路的最后一关。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夫妇就开始申请回国。美国政府援引《出口管制法》，将核物理领域华人学者列入禁止离境名单。FBI的监视档案显示，王承书住所外常年有特工监视，电话被监听，连寄往中国的信件都要拆检。 为了将研究成果带回国，王承书想了个办法：将学术资料分装成300多个邮包，通过印度、香港等地的朋友辗转寄回北京。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美达成侨民遣返协议，但美方仍以“国家安全”为由拖延审批。直到1956年，经过外交斡旋，王家才争取到离境许可。 回国后的王承书，迎来人生最重要的选择。1958年钱三强找到她：“国家需要你转向热核聚变研究，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46岁的王承书只说了三个字：“我愿意。” 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苏联专家给了她一本《热核聚变基础》的俄文版。王承书在颠簸的车厢里连续翻译了一周，这份中文译本后来成为国内可控核聚变研究的奠基文献。 1961年，更大的挑战来了。国家启动原子弹研制工程，铀浓缩技术成为关键瓶颈。钱三强再次找到她：“这次要隐姓埋名，连家人也不能说”，王承书第二次说出“我愿意”。 从此，王承书消失在学术界，她带领团队前往兰州504厂，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完成数万次级联计算。在那个缺乏电子计算设备的年代，每个数据都要反复验证。 1964年1月14日，中国第一批武器级铀—235提前113天诞生。这比二机部原定的5月计划整整提前了近4个月，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原子弹成功后，组织询问王承书是否愿意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氢弹研究。她第三次说出“我愿意”，继续在戈壁深处工作了多年。 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出，王承书的家人才知道她这几年在做什么。 儿子张哲后来回忆：“母亲总说在外地出差，我们以为她在做普通的科研工作”。 1992年丈夫张文裕病逝后，她将两人毕生积蓄10万元全部捐出，在西藏萨迦县建了一所“文裕小学”。 1994年王承书病危时，遗嘱里写着：存款中7222.88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部捐给希望工程。核工业档案馆保存的清单显示，这位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去世时，家中最值钱的物品是一台用了15年的雪花牌冰箱。 从1949年申请回国到1956年成功离美，王承书用了七年时间。从普通学者到核武器研制的隐名英雄，她又用了一生来践行科学报国的理想。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睹物思人 ｜ 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