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探究人性中的“善”与“恶”，不妨先回到这两个字的源头，看看它们最初是如何被刻在龟甲兽骨上、铸在青铜器里，又如何在千年流转中沉淀为今天我们理解人性的坐标。
“善”字的甲骨文上半部分是“羊”，下半部分是“誩”（jìng，争辩之意）。金文中“羊”的下方又加了“口”，演变为“譱”（shàn），最终在篆书中定型为“善”——上“羊”下“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善，吉也。从誩从羊。羊，祥也。”这段解释看似简单，却藏着先民对“善”的深刻认知。
在原始社会，羊是最温顺、最具牺牲精神的家畜。《礼记·王制》载“祭用羔”，羊因繁殖力强、肉质鲜美，成为祭祀天地祖先的首选牺牲。《易传》更将“羊”与“祥”通假，“羊”即“祥”，象征天地赐福。那么“善”为何从“羊”从“言”？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当部落成员围绕祭祀的羊肉分配产生争执（“誩”）时，以“羊”的牺牲精神为准则达成共识（“言”），这种化解矛盾、维护和谐的能力，便是最初的“善”。
从字形看，“善”的核心是“群体共识”。《论语》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正是“善”作为群体和谐密码的体现。孟子将“善”归结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婴儿见孺子入井会本能地恐惧同情，这种超越个体利害的共情能力，恰是“善”最原始的生物学基础——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只有相互扶持才能生存，善念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策略。
“恶”的繁体是“惡”，结构远比“善”复杂。《说文解字》释：“惡，过也。从心，亞声。”“亞”在甲骨文中像一个四方形的坑，本义是“次一等”“不正”；“心”则表示与内在意识相关。因此“惡”的造字本义是“内心偏离正途”，即因认知偏差或欲望失控而产生的负面行为。
与“善”的群体和谐不同，“恶”的字形始终指向个体的“失序”。甲骨文中的“亞”常与“凶”并现，如“亞”形框内加“虫”为“蠱”（毒虫），“亞”形框内加“死”为“殭”（尸体），暗示“亞”代表一种偏离正常状态的“危险”。当“亞”与“心”组合成“惡”，便指向内心的“危险倾向”——可能是贪婪、嫉妒、暴戾，这些情绪若不加约束，便会突破社会规范的边界。
《荀子·性恶》开篇即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并非否定人性中善的可能，而是强调“恶”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自然倾向”。他举例说，人生而有“好利”“疾恶”“好声色”之心，若顺其发展，必导致“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这种对“恶”的警惕，本质上是对人性弱点的清醒认知——就像火焰能取暖也能焚屋，欲望既能推动文明进步，也可能使人沦为欲望的奴隶。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韩非说“人之初性本恶”，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
从生命本能来看，“善”是人类进化出的生存智慧。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黑猩猩会为受伤的同伴梳理毛发，甚至分享食物，这种利他行为与人类的“善”有着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发展心理学研究也显示，婴儿在18个月大时就会表现出帮助他人的倾向——看到成人拿不到东西，会主动递过去。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正是对这种本能良善的哲学概括。
“善”的高级形态是超越本能的道德自觉。春秋时期，商人弦高在途中偶遇秦军偷袭郑国，当即用自己的十二头牛犒劳秦军，谎称是郑国国君派来的使者，为国家争取了备战时间。这个举动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体现了“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大义，将本能的善意升华为对群体的责任担当。现代社会的志愿者文化更是如此，人们主动牺牲闲暇时间服务他人，既非出于生存本能，也非迫于外界压力，而是源于对“善”的主动追求。
从生物学角度看，“恶”的原始形态是自保本能的极端化。动物为争夺领地而厮杀，人类祖先为生存资源而争斗，这些行为虽显残酷，却属于自然选择的范畴。但当这种本能脱离了生存必需，升华为主动伤害他人的欲望时，便成了真正的“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曾说“人之初，性本恶”，其实是看到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可能异化为恶的倾向，强调需要制度约束来防范这种异化。
所以，善与恶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社会，其实都是同生共存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扬善抑恶成为社会的共同追求。做为个体的人，通过接受教育和自我修养，实现扬善抑恶。做为群体的社会，则通过法律约束和道德舆论，来实现扬善抑恶。正因如此，扬善抑恶在大多历史时期都是占据主导地位。
汉字的魅力在于“一字一世界”，“善”与“恶”的字形差异，折射出中国文化对人性最根本的理解：善不是天生的完美，而是群体共守的和谐；恶不是本质的堕落，而是秩序的暂时偏离。
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看似对立，实则互补。孟子看到“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如同“四端”，是人性的种子；荀子看到“恶”的根源在“情”（欲望），需要“化性起伪”（通过教化改造本性）。二者共同指向一个真相：人性是动态的，善与恶如同硬币的两面，关键在于环境如何引导、教化如何塑造。
这种动态平衡在汉字之外也有印证。《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善恶本就是人性的阴阳两面。西方哲人如霍布斯认为“人对人是狼”，卢梭却相信“高贵的野蛮人”，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不同侧写。而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不盲目乐观（如卢梭），也不彻底悲观（如霍布斯），而是承认“善恶皆可转化”——《周处除三害》中周处从乡里祸害变为义士，《窦娥冤》中窦娥的冤屈最终感天动地，都在诉说一个真理：人性如流水，堵则泛滥成灾，导则润物无声。
回到“善”与“恶”的字形，“善”从“羊”从“言”，提醒我们善的本质是“共情与共识”；“惡”从“亞”从“心”，警示我们恶的起点是“偏离与失控”。这两个字不仅是符号，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智慧：善需要主动构建（如“言”的沟通），恶需要警惕防范（如“亞”的偏差）。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从文字中汲取力量。当网络暴力成为“键盘上的恶”，当扶危济困仍是“人间的善”，不妨想想“善”的甲骨文中那只温顺的羊——它从未要求我们成为圣人，只希望我们在争执时多一分共情；“惡”的繁体中那个“心”字底——它始终在提醒，恶念的种子若不及时遏制，终将长成伤害他人的荆棘。
人性中的善与恶，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标签，而是流动的光与影。“善”字里的“羊”从未消失，它化作我们心中的恻隐；“惡”字里的“心”始终醒着，它警醒我们勿失分寸。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咬文嚼字的终极意义，或许就在于此：通过解码汉字的温度，更深刻地理解人性，在善恶的辩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