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见到族侄，得知时任湘潭县委书记名字后：他当得了吗 “1954年10月12日上午八点半，中南海门口来人了？”警卫员小声提醒，同事点点头。那位身材敦实、脸晒得黝黑的湖南干部便是毛特夫，此刻他有些局促地理着衣角，却掩不住眼里的期待。 能进京学习，对多数地方干部已是莫大荣誉；对于毛特夫，更像一次回到长辈身边的探亲。自1927年父亲毛新梅在砚池坪牺牲后，二十八年风雨过去，他与“三叔”毛泽东再未谋面。今日相逢，既是亲情，也是组织上的关怀。 毛新梅当年在韶山主持夜校，常把半截粉笔揣进衣袖，教贫苦农民认字。毛泽东离家外出时，常收到六哥夹着草药味的信——“兄长在外保重，乡里事无多忧”。谁料到“大革命”风暴骤起，新梅在铡刀前毅然高呼“革命必胜”。那天起，毛特夫背上有了沉甸甸的嘱托。 韶山的山路陡，十八岁的他踩着露水偷偷去天津时，母亲沈绍华只塞给他一句话：“听三叔的。”在北方，他学会刻印章、写传单、带路穿过黑夜。新中国成立后，湘潭需要熟悉基层、又懂政工的干部，他被推到前台，从合作社到副县长，一步也不轻松。 9月初，湖南省委点名送他到中央政法干校深造。刚到学校，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口气仍是家书：“三叔，我来北京了，想向您请安。”没想到信发出第三天，车就停在干校门口。司机只说一句：“毛主席请您过去。” 丰泽园客厅里摆着土产花生、辣酱，一旁还放着一壶湘茶。毛泽东步子不急不缓，先同乡亲们一一握手，最后才看向毛特夫：“德武，长高了。”一句话，让客厅的距离瞬间拉近。毛特夫赶紧答：“三叔，母亲托我问您安。”毛泽东点头，又让人递烟，语气平常却句句关心：“冬天难过，记得替你娘备暖炉。” 席间话题从韶山桥修得牢不牢，说到湘潭县一年收了多少谷子。半盏茶工夫，毛泽东忽然问：“县里书记是谁？”听到“毛华初”三个字，他扬眉一笑又略带狐疑：“他当得了吗？”口气像兄长审视晚辈，又像最高领导权衡一县大局。 这位“华初”并非普通干部。生母罗醒牺牲后，他跟着王淑兰在白区打游击。放牛砍柴、躲追捕，练出一副硬骨头。1938年，17岁的他走进延安窑洞。毛泽东听他提出“想要匹马去前线”，严肃指出“公家的牲口动不得”，然后从稿费里掏出三万边币：“拿钱坐车，总得合法。”那晚，华初悄悄把钱压在枕头下，第二天全数交给组织，只留两张买干粮。 东北、松江、湘潭——战争与建设把他推着往前走。1952年，他顶着28岁稚气的脸，当上湘潭县委书记。口音仍然浓重，衣服常常补丁连补丁，可干部谈起他，总说一句“心里有杆秤”。 毛特夫对毛泽东说：“三叔，他能行。”这一句不是恭维，是长期搭班子的体会——凡是征粮、修水渠、分田土，只要有华初坐镇，干部和群众吵得再凶，夜里也能达成笔头协议。毛泽东放下茶杯：“好，年轻人就该挑担子。”他抬手示意身边秘书记录，声音放得很低，却透着笃定。 时间跳到1955年12月。干校毕业典礼前夕，毛特夫再次获准进丰泽园。客厅里除老乡外，还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给大家夹一道扣肉，说是韶山做法，肥而不腻。酒过三巡，他突然问：“德武，留下来不？”毛特夫放慢语速：“家里选我当县长，我得回去。母亲年纪大，也得人照顾。” 毛泽东轻轻嗯了一声，似乎早有预料。他提醒：“回去后，别光忙公事。学政法的，得让法律为农民说话。”毛特夫点头，心里记下一笔。那年冬末，他回湘潭正式履职。六个月后，全县第一部以县政府名义发布的农田水利条例出台；两年内，湘江两岸堤坝全部加固，告别“春汛必抢险”的窘境。 再往后，毛华初调往省里主持工业口工作，毛特夫也因实绩被提拔。韶山那片山岭上，乡亲们仍把两位“毛县长”的轶事当成茶余谈资：一个脾气急，一把抓；一个说话慢，步子稳。正是这急与稳，让新中国最初的基层治理有了温度，也有了厚度。 今天读到那句“他当得了吗”，不难会心一笑。领导的疑问，是试探，更是期许；而回答的底气，则来自日日奔走在田埂上的双脚。毛特夫与毛华初，一个执政法之笔，一个握组织之舵，他们用不同方式，补上了烈士父辈未竟的那段短缺。历史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在湘潭留下了最朴素的注脚——干部能不能当，全看是否心里装着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