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劳苦功高的李善长不但获封韩国公，还被授予“免死铁券”，铁券上书：“可免你二死，子一死。”怎料，这块铁券后来竟成了他一家70余口的催命符。 李善长是濠州定远人，因年少时博览群书，而智慧超群，善于谋划。 1354年，朱元璋攻滁州时，他前去投奔，并向其献计：“秦末时，群雄争霸，出身布衣的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用，仅用五年就成就了大业。如今天下大乱，如果你效仿刘邦，天下指日可定。” 这番话正中朱元璋下怀，他立马任李善长为参谋，让其为自己出谋划策，并负责军队物资的供应。而李善长也展现出了过人的谋划与协调能力，朱元璋因此对他格外器重。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扩展，李善长的官职也跟着水涨船高。 1364年，朱元璋自封吴王，李善长被任命为右相国。平时，他协助朱元璋处理日常事务，而当朱元璋率兵出征时，他则负责留守，转调军饷、安定后方。 他在除去元制弊端的基础上，设立茶法、恢复制钱法、制定鱼税等，使国家财富日益增长，百姓不再贫困，为朱元璋最终平定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368年，朱元璋登基为帝，他将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委托给李善长处理，在他前往汴梁考察期间，甚至特许李善长可全权处理朝廷大事，而不必请示，足见得他对李善长有多么信任和倚重。 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功劳最大的六人被册封为公爵，李善长也在其中，而且除他以外，其余五人都是战功显赫的武将，只有他是没有任何战功的文臣。 朱元璋在诏书中把他比作萧何，列为六公之首，封韩国公，年禄四千石，且授予“免死铁券”，铁券上说，除了“谋反”不可饶恕外，“其余若犯死罪，尔（李善长）免二死，子（李善长的儿子）免一死”。 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及。 然而，权势如同悬崖边的王座，坐得最高，风险越大。 随着李善长的势力不断膨胀，朱元璋感到皇权遭受威胁，于是开始物色能取代李善长的人。可他找来找去，发现满朝文武能胜过李善长的一个也没有。 幸好，1371年，李善长因病致仕，朱元璋欢天喜地地赐给他诸多田地和佃户，几年后，又将他的弟弟李存义提拔为太仆寺丞，并将临安公主下嫁给他的儿子李祺。 眼见李善长退休后居然还能呼风唤雨，御史们坐不住了。 有一次，朱元璋生病，将近十天没有上朝。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便拿此事做文章，上奏弹劾李善长“恃宠自纵”，说皇帝生病的这段时间，他和驸马李祺竟然都不来探望，尤其是李祺，被叫到殿前还拒不认错，实是“大不敬”。 这原本是件小事，但朱元璋还真就因此而处罚了李善长——削减年禄一千八百石，由此可见，李善长此时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因“擅权植党”而被处死，大批“胡党”遭到株连。 李善长作为一手提拔胡惟庸的人，如果追查下去，肯定难辞其咎，因此不少大臣上疏请求处死李善长。 但朱元璋并没有应大臣所请，置李善长于死地，只是再次削减了他的年禄，以示警告。 那么，是朱元璋不愿追究李善长的责任吗？ 并非如此。 “擅权植党”这个罪名用来杀胡惟庸绰绰有余，但如果想要攀扯功勋卓著的李善长，却有些小题大做，更何况他手上还有“免死铁券”，所以，朱元璋要等待一个更大的罪名。 十年后，胡惟庸的罪状由“擅权植党”升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与日本、蒙古勾结“谋反”。既然是“谋反”，那必然要有帮手，于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李存义，也就是李善长的弟弟被牵扯其中。 李存义父子被抓后，供述曾应胡惟庸所请，游说李善长一同谋反，李善长虽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及时向朱元璋奏报此事。 朱元璋因此怪罪李善长：“身为开国元勋，明知胡惟庸‘逆谋’却隐瞒不报，实属大逆不道！”并亲自定案：“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 既然定了李善长“谋反”，那么先前被赐予的“免死铁券”也保不住他了，于是乎，77岁的李善长和他的家眷七十余人全部被处死，唯独他的儿子李祺，因为娶了公主而幸免于难。 有史学家认为，李善长根本没有“谋反”的意图，是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生性宽厚的太子朱标继位，会压不住这些功高盖主的老臣，于是索性先下手为强，替儿子扫清障碍。 据说，朱标曾因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而建言：“滥杀大臣，恐伤朝廷和气。” 朱元璋闻言，将一截长满尖刺的树干扔在地上，要朱标去捡，朱标面露难色。 朱元璋于是告诉他：“倘若将树上的刺都去除，你便可以捡了，而我现在诛杀功臣，就是在为你消除隐患。” 父母为子女，则为之计深远。 朱元璋虽对功臣心狠手辣，但面对儿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慈父”，只可惜，朱标最终死在了他前面，这或许就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与惩罚吧。 你如何看待李善长的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