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辗转找到浦安修，低声提出一个请求：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浦安修听完，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这事，去找我姐姐。”话没头没尾，听着像推脱，也像提醒。 彭德怀，1898年出生在湖南湘潭一户穷苦人家，家里土墙草屋，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小时候丧母，十岁就辍学，靠放牛、挑煤糊口。十六岁投身湘军，从小兵干起，摸爬滚打练出一身硬骨头。1928年，他发动平江起义，加入革命，创建红五军，带着队伍在赣湘一带打游击，参加长征，九死一生。抗战时，他指挥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名声大噪。解放战争，他在西北带兵，战功显赫。新中国成立后，他管军政大事，生活简朴，穿旧军装，走路风风火火。1959年后，他因说话直被贬，1966年被下放四川，1971年被押回北京，住进吴家花园一间小屋，日子艰难，身体也垮了。 彭梅魁，1928年出生，是彭德怀的侄女，从小跟伯父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她考进军医学校，分配到部队医院，工作认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救死扶伤。1966年后，彭德怀被软禁，她成了唯一能探望的亲人。每周她背着药箱，步行几里路给伯父送药，风雨无阻。她性格坚韧，话不多，但做事靠谱，伯父的事她全扛在肩上。 浦安修，1910年出生，湖南人，早年跟彭德怀结婚，日子过得平平淡淡。1959年后，两人关系淡了，婚姻名存实亡。她在北京过低调日子，住在一间小公寓，靠微薄工资过活，平时穿布衣，生活简单。浦熙修是她二姐，1910年出生，在民盟工作，资历老，认识不少人，办公室里文件堆得老高，办事沉稳。王震，1908年出生，革命元老，1945年在湘潭跟彭德怀见过一面，1972年时地位高，住的地方警卫森严。 1972年春天，彭德怀病得不行了，腹泻一天十几次，拉得都是脓血，瘦得衣服挂在身上晃荡。北京那会儿，探病都成了一种奢望，医院大门紧闭，连诊断书都开不了。彭梅魁是军医，名义上能给伯父送药，实际上成了唯一能见他的人。她偷偷记下伯父的病情，知道再拖下去人就没了。她打听到浦安修住在东城区交道口一户远亲家，收拾好一只旧手提包，里面放着1965年彭德怀写给浦安修的一页手稿，字迹苍劲，写着“有些话想当面说，不好写”。包里还有70块钱和一封求助信。 彭梅魁傍晚到了交道口，敲开门，屋里几个老太太在聊天，气氛挺热闹。她搪塞说来借钱，浦安修愣了一下，从里屋拿出70块钱递过来，语气平静，像早有准备。等旁人走了，彭梅魁低声说出实情，求浦安修写封信给周总理，帮伯父争取住院机会。她把手提包推过去，里面那页手稿和信露出一角。浦安修听完没吭声，手指攥着袖口，过了十几秒才说：“这事，你去找我姐姐。”这话听着像推脱，但提到了浦熙修，她二姐，在民盟工作，路子比她广。彭梅魁没多问，临走时浦安修送到门口，淡淡说了句“路上慢点”，又补了一句“王震家，在朝阳门北小街十一条”。这话不重，却像在指路。 第二天，彭梅魁去了民盟，找到浦熙修的办公室。她没说自己是谁，只递上一张纸条，写着伯父的病情、住址和一句请求：“如您方便，请帮我传个信。”浦熙修看了一眼，说“知道了”，没多表态。隔天，彭梅魁按地址找到王震家，递上一封信，信里没提“彭德怀”，只写“1945年，您在湘潭盐埠与彭先生见过一面”，落款“梅魁敬上”。她赌的是王震能念旧情。半个月后，浦熙修没回音，王震那边秘书带话：“知道了，会想办法。”这话短，但给了点希望。 时间拖到1973年春，彭德怀病得更重了，腹泻脱水，下不了床，吴家花园的小屋又潮又闷。彭梅魁跑前跑后，终于等来转机，上级批了送他去301医院。医生确诊是直肠癌，得马上手术。彭梅魁作为亲属签了字，手术后，彭德怀稍微缓过来点，但身体还是很虚。1973年7月11日，他让彭梅魁拿纸笔，写了一封短信，末尾一句：“以后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落款是“德怀”。彭梅魁接过信，手攥得紧紧的。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享年76岁。1978年，组织给他开了追悼会，平反了名誉。筹备时，彭家侄子们联名写信，拦着浦安修不让参加，就因为1972年那句“去找我姐姐”。这五个字，成了彭家和浦安修之间的坎，没人再多说什么。浦安修1982年去世，活到72岁，之后再没提过那年的事。彭梅魁晚年住在北京，2004年口述伯父的经历，语气平淡，手里常拿着一个旧药箱，像在怀念那段艰难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