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说：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吾手写吾口”，并且敢于质疑和反思，就已经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无愧于“作家”的称号了。而有些人对作家道德上的指责，是对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和残忍的，尤其是这种指责只凭着似是而非的借口。莫言的获奖无关于政治，也无关于他“体制内”的身份，我们不必为此而苛责他。 学者张旭东也说:“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创作的形象。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因此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有政治立场的奖，但说到底还是个文学奖，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是在别人的授意之下，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写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莫言在小说创作领域不断探索前行，风格追新求变，而其创作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走近民间、融入民间，并从民间汲取无尽的创作养分。莫言所处的当代历史与文学环境在不断发展演变，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农村度过，农民的身份深深烙印在他身上，这些因素促使他主动去寻找民间、发现民间，并坚定地立足于民间。 他以“民间之子”自居，秉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观，持续不断地从民间这片肥沃的土壤中吸取营养。他推崇民间社会中蓬勃生长的生命精神，以民间立场去想象历史，正视民间“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并且以独特的“审丑”方式进行美学呈现，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充满魅力的民间艺术空间。 莫言不仅深受民间乡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现代意识的影响，这使他形成了独立、自由的个性化精神。当这种精神与民间文化发生契合时，便迸发出了现代性的精神光辉。莫言的创作向读者和评论界清晰地表明，走向民间并不会丧失现代性。他的小说所呈现的，不只是启蒙现代性，还有基于“生命欲望”的新现代性，甚至包括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当然，这种启蒙或反思并非是将民间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从与民间平等的视角出发，将其升华到了一定的精神高度。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对民间乃至人类的出路和精神归属的关切与焦虑，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所以，尽管莫言的民间世界立足于民间，但他并未被民间庞杂的内容所迷惑，而是努力寻找与民间心有灵犀之处，让两者相互碰撞，从而达到了以往民间作品少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莫言的民间世界是具有新内涵的民间。倘若说沈从文的民间是自然人性的民间，赵树理的民间是沟通政治的民间，那么莫言的民间或许可以称为具有现代性的民间。 回顾20世纪80年代，莫言因一部改编自他作品的电影《红高粱》而声名大噪。早期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初探，并未让他在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相反，他开始在最初的创作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枝丫，“审丑”创作便成为他新的创作特点。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更注重对原始生命力的思考，而1985年之后的创作，他则更倾向于通过“审丑”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反观。 莫言的创作风格独特，他敢于突破传统的审美观念，以“审丑”的方式展现民间世界的真实面貌。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深入剖析。他通过描写民间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让读者看到社会的黑暗面，从而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他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和推崇，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在莫言的笔下，民间不再是简单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家园。他的作品让我们认识到，民间文化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只有深入民间，才能创作出具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莫言的创作之路还在继续，相信他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让我们对民间世界和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