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被特务挟持离陆，白须飘然，步履沉重。其妻滞留陕西，重庆错失团聚，晚年夫妻天各一方，终成永诀。于右任先生是堂堂正正一辈子爱国的伟大人物 于右任的名字常被贴上多重标签：革命报人、书法大家、国民党元老、流亡诗人。若把这些标签拆开来看，故事会显得散乱；如果顺着时间串联，却能看到一条清晰的生命弧线——那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里不停迁徙、屡战屡败、依旧守望的轨迹。 清光绪五年，陕西三原一户穷人家迎来一个男婴，父亲在当铺里抄账，母亲早逝，祖宅又因火成灰，家门口常年飘着烧柴的味道。 父亲一生没能摆脱贫寒，却把能攒下的几枚铜钱都用来买书寄回家。七岁的孩子坐进私塾，听先生讲《四书》《五经》，心思却被村头的告示吸走——那告示贴着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讯。 少年读不懂全部字句，却感到胸口像塞了块石头。 接下来几年，他进县学，中秀才，诗文被刘光蕡、朱先照等名师相中。 课余抄诗，写“刺皇太后也”那类犀利句子，还特意附注。有人说他狂，他偏把“狂”字写进扉页。清廷暗地发密旨要抓人，赶考途中他急转回头，溜进上海租界，人生就此拐了一个大弯。 上海的早晨混着机器轰鸣与叮叮电车声。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拉着同乡商量办报，《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几张报纸一张接一张，一会儿被封，一会儿改名，像换不同旗号冲锋。社论里痛批官场腐败，也痛骂列强欺凌。 一次被捕，他在牢里写下下一期的版面计划；刚出狱又遭驱逐，他绕道日本，见到孙中山。 昏黄灯下，誓词写成，同盟会名单多了一个“于右任”。 辛亥风雷炸响后，他被推上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的位置。 车站调度表、沪宁铁路夜车时刻，他全都亲手核对。制度未立，山河已乱，政坛旋转门转得飞快。袁世凯攫取大权，孙中山退位，交通部里的人走了一半，他也把印章往桌上一放，人就回到上海，继续写报。 流亡、躲避、再出山，陕西靖国军时期成了他最接近“统帅”二字的阶段。 关中黄土高原上，大旱带来的裂痕和军阀版图一样蔓延。 军队缺饷缺枪，他扛着竹杖奔波，凭一张嘴和一颗心勉强维系士气。 南北局势一变，外援断了，旱灾又催命，靖国军散如落叶，他在夜里长叹：“茫茫何处是归途”。 离开西北，他去上海大学当校长。 校门一开，李大钊讲马克思，茅盾谈新文学，陈望道手举《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学生们站在操场喊口号，警钟和人声此起彼伏。 五卅惨案爆发，外滩血水未干，校园大门被封，上大被迫停办。 国共关系逆转，白色恐怖席卷，他替青年奔走疏通，有时也只换来长椅上一晚不眠。 中年以后，于右任被请进国民党高层，头衔一次比一次响：中央常委、监察院长……实权一次比一次轻。派系倾轧，他既不想站队也不懂弯绕，开会时一句“当年革命是要救人”引来冷场。日机炸重庆，他跑去大后方劝人守土抗战；抗战胜利，他又挽着旧友四处主张和平。 一九四九年春夏，战局收紧，轮船汽笛声在江面漫回，他踏上赴台之路。 高仲林留在故乡，长女仍在西安，幼子困在上海，大儿子远在南美。岛上给他准备了花园洋房，他摇手拒绝，拎着简单行李住进台北一处老旧宅院。 墙角种兰，窗外栽梅，目光穿过巷口，直盯在遥不可及的海峡对岸。 岛上的夜风微凉，他常披衣到院里踱步。诗稿摊在案上，墨香与潮湿空气混在一起，他写“白头夫妇白头泪”，写“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写“画中诗心杂乡心”。 最惊心动魄还是那组《望大陆》：葬在高山之上，抬头只能哭；葬在高山之上，背影永不忘。 书法成了余生最大依靠，他提倡“标准草书”，想用规整笔画为草书立范式。 笔锋落纸，起笔如刀，收笔似锤，情绪全在线条里。 来访者排队求字，他把诗写在扇面、绢帛、宣纸，写完笑说“算是寄情”。纸墨寄不走人，寄得走思念。他说想回西安祭祖，想去渭河边看看父亲从前挑水的土岸。 出入境申请来来回回，红章迟迟不落，一拖就是十几年。 一九六四年深秋，台北天空阴着，枫叶开始转色。 病榻边摆着新磨的徽墨，他撑着要写一行“思归引日长”，右手抬起半寸又缓缓垂下。 消息传开，岛内外许多人默然，灵车出发那天，玉山远远罩着薄雾，像在为一个长途旅人指路。 于右任这一生，没占过多少高位，却始终站在时代风口浪尖；没握住过真正的军权，却在关中沙场沸腾过军魂；没拿到回乡通行证，却把魂魄挂在玉山。 有人把他看作传统士大夫的末代身影，有人拿他当现代传媒先驱，也有人只记得那首《望大陆》。其实不管是哪一面，都只能映出旧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相：读书为救国，落笔为苍生，跌倒再爬起，伤痕里长出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