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他命人给黄金荣一把扫帚，在大世界前打扫卫生。黄金荣扫大街啦！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引来万人围观，一时间大世界前交通瘫痪，其中不乏大量的中外媒体记者，他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了这让人震惊的时刻。 黄金荣，1868年出生在江苏苏州，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只能在裱画店当学徒，帮人装裱字画，混口饭吃。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做小工，脑子活泛，总想往上爬。1884年，他瞅准机会，进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从最底层的巡捕干起。巡捕房在当时的上海可是个肥差，管着租界里的治安，还能跟洋人搭上关系。黄金荣嘴甜手快，很快混得风生水起，得了法国领事的赏识，几年工夫就爬到华人探长的位子。 这位置可不是白给的。黄金荣靠着巡捕房的权力，开始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他私下倒腾烟土，开了好几家赌场，钱袋子鼓得跟皮球似的。他还拉帮结派，收了一堆青帮门徒，势力从码头到商铺，哪儿都有他的人。到20世纪初，黄金荣在上海滩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提到他的名字，普通老百姓都得低头绕道。他的帮派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欺压小商贩，弄得上海乌烟瘴气。 跟黄金荣齐名的还有杜月笙，另一个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比黄金荣年轻，脑子更灵活，擅长跟政客和商界大佬打交道，生意做得比黄金荣还大。不过，黄金荣的势力更狠更直接，靠的是拳头和青帮的威名。两人在上海各占山头，表面上称兄道弟，私底下谁也不服谁。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在即，杜月笙看风头不对，收拾行李跑去了香港，可黄金荣却不走。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八十多岁的人了，跑不动，也舍不得上海这块地盘。 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黄金荣的日子不好过了。新政府要收拾旧社会的帮派势力，像他这种过去横行霸道的大佬，自然是重点关注对象。不过，黄金荣也不是傻子。他从老朋友杨虎那儿听说，只要以后不干坏事，政府不会太为难他。这消息让他松了口气。他赶紧把青帮的四百多个头目的名册交了上去，还附上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想用这个表忠心，换条活路。 黄金荣的算盘打得挺精。他觉得自己年纪大，早就退隐了，政府应该不会太追究。解放军的人找上门时，他还把蒋介石送他的一块金表交出去，意思是跟旧时代彻底划清界限。新政府确实没急着动他，一来是上海刚解放，社会得稳住，二来黄金荣这几年确实低调，没再惹乱子。他平时就窝在坨门路的老宅子里，偶尔去茶馆喝口茶，或者到澡堂子泡个澡，日子过得像苏北人说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清闲得不行。 但黄金荣的麻烦没这么容易过去。他虽然退隐了，手下的产业还在，荣记大世界游乐场就是他的招牌产业。这地方是上海有名的娱乐场所，门庭若市，钞票哗哗地进。可管理游乐场的是他的徒弟丁永昌，这家伙心黑手狠，对员工剥削得厉害。游乐场赚得盆满钵满，工人的工资却少得可怜，怨气冲天。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海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反革命分子。老百姓对黄金荣和丁永昌的不满也跟着爆发了。 陈毅当上上海市市长后，上海的治理任务重得像座大山。用水用电问题得解决，妓院得取缔，旧帮派更得清理。黄金荣虽然低调，但他的名声太臭，过去干的坏事桩桩件件都在老百姓嘴里传。尤其是丁永昌在大世界的胡作非为，彻底点燃了民愤。游乐场的员工忍无可忍，联名写信告状，把丁永昌的恶行抖了个底朝天，顺带着把黄金荣也扯了进去。 这封告状信送到陈毅手里，他得好好掂量。黄金荣毕竟是上海滩的老牌人物，直接抓他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放着他不管，老百姓又不答应。陈毅想了想，决定来一招既能平民愤又能立威的办法。他派人去黄公馆，找黄金荣谈话，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过往罪行，然后给了他一个任务：去大世界游乐场前的街上扫地。 1951年的一天，黄金荣被要求拿着扫帚，站在大世界游乐场前的马路上清扫。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整个上海都炸开了锅。老百姓听说黄金荣要扫大街，呼啦啦全跑去看热闹。万人围观，把大世界前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连电车都开不动。中外记者闻风而动，扛着相机挤在人群里，闪光灯亮个不停，恨不得把黄金荣的每一个动作都拍下来。 黄金荣扫大街的事，第二天就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还配了照片，标题一个比一个抓眼球。上海的市民看了既解气又感慨，谁能想到，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帮大佬，如今会落到这地步？这事不光是黄金荣个人的羞辱，更是新政府对旧社会势力的当头一棒。 扫大街的耻辱还没完，陈毅还要求黄金荣在报纸上公开悔过。没过几天，《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黄金荣的声明，承认自己过去作恶多端，祸害社会，承诺以后改过自新。这篇悔过书虽然让老百姓的气消了点，但对黄金荣来说，等于把最后一点脸面也丢光了。 黄金荣的日子越过越惨。他八十多岁，身体本来就差，扫大街的事又让他丢尽了脸，精神上受的打击更大。他整天窝在老宅子里，门都不出，家里冷冷清清，啥人气都没有。1953年，他因病去世，悄无声息，没几个人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