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一身高不到一米四的女兵背着一个成年男子，翻了整整两座山，22年后，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遇，已是省委书记的男人一把握住女兵的手：“你还记得我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四的女红军，背上却驮着个大男人，在泥泞里翻过两座大山，二十多年后，这男人已是省委书记，握着她的手连声道谢，她却只是淡淡一句：“记不清了。” 1909年，“危秀英”出生在江西瑞金的佃农家，家里穷到连一床棉被都没有，在她六岁那年，为了三斗糙米，她被父母装进竹筐，卖给了几十里外的人家当童养媳。 从此，劈柴、洗衣、带孩子，小小的身子承担着成年人的活计，灶台比她还高，手上脚上全是伤，营养不良导致她再也没长高，她觉得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而改变她命运的，是一支队伍和一把剪刀，到了1930年，红军进了村，她第一次见到扎着皮带、别着剪刀的女战士在队伍里讲话，那股神气劲儿，是她从未见过的。 听说参军要剪辫子，她二话不说，抢过剪刀，毫不犹豫剪掉了过去，也剪出了一条新路。 当时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但她看得懂一件事，剪掉辫子，就能跟过去的苦日子一刀两断。 就这样，危秀英“背”着改变命运的决心，进了红军卫生连，战友们看她个子小，虽然都叫她“矮子”，但没人敢小看她，这副小身板里，藏着使不完的劲。 别人抬不动的担架，她一个人就能扛起来；在崎岖的山路，缠过足的脚走起来反倒比谁都稳，当别人怀疑她背不动伤员时，她也从不争辩，只是默默把人背起来就走。 她嘴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能救一个是一个，红军不能丢下一个同志。” 最险的一次，是1934年冬天的贵州山区，时任干部的“廖志高”重伤掉队，在泥地里奄奄一息，他体重至少一百三十斤，她二话不说，用布条把他捆在自己背上，艰难的走过每一步。 整整三天两夜，她靠雪水和草药给廖志高降温，把身上仅有的一块干粮嚼碎了喂给他，为了让水壶里的水不结冰，能随时给伤员喝口温水，她一直把水壶死死地捂在怀里。 等接应部队找到他们时，廖志高得救了，这种事，在长征路上是家常便饭，背人、抬担架、找掉队的战友，她总是抢在最前面。 “朱德”总司令看她辛苦，把自己的拐杖送给她，“蔡畅”大姐省下半块红薯也要留给她，可她总觉得，大家都在吃苦，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战友们说她：“个子虽矮，心比山大。”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没选择衣锦还乡，而是跟着组织去了广东，后来做到了省农垦厅副厅长。 虽然住在机关大院，却总穿着布鞋，出门兜里还揣着干粮，开会也从不讲究穿戴。 到了五十年代，为了防治血吸虫病，她带着医疗队下乡，亲自趟进河里查钉螺，双脚泡得红肿溃烂也不停下。 也正是在这时，她与当年的伤员廖志高重逢，面对已是省委书记的廖志高激动的感谢，她那句“记不清了”，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可她紧接着又叮嘱对方：“天冷了，你的腿要注意，记得戴护膝，”她忘掉的是“功劳”，记住的却是“伤痛”。 在她看来，救人是本分，是职责，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实在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有一次，孙女翻出一本《巾帼英烈传》，指着里面一页问是不是她，危秀英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只评价了一句：“写得太花哨了。” 说完，顺手就把书塞到了咸菜坛子底下，她这一生没穿过绸缎，没戴过功章，最宝贵的家当，就是那口补了又补的行军锅。 直到2005年，96岁的危秀英离世，她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遗言，也没留下万贯家财，然而，她那不足一米四的身躯，却承载了一个时代最沉重的苦难、最坚定的信仰和最纯粹的情谊。 说到底，危秀英这样的人，恐怕压根就没有“英雄”这个概念，她们只是在用一种近乎本能的善良和责任感，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而这种“应该”，在今天看来，反而成了一种了不起的传奇，或许，当一个人把负重前行当成了一种生活常态时，她也就不再觉得那是一种负担了。 【信源】信息来源：文汇网2019年年1月3日——文汇记忆 | 女红军青春滴血的长征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