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 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台北大学旧文献馆的一个不起眼角落，一件藏青色旗袍被封存于玻璃柜中，标签上只写着：“1950年保密局案件遗物，来源不详，”然而衣物内衬处缝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纸上用铅笔字迹书写着简短的潮汐数据与日期，这一细节引发了档案管理者的注意，进而打开了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历史。 那是一段混乱的岁月，1949年，随国共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败退台湾，随即对岛上可能存在的中共地下组织展开严密清剿行动，所谓“白色恐怖”，事实上已在岛内悄然铺开，大量左翼人士、进步学生、文化工作者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稍有不慎，便可能锒铛入狱、永不归还，在这样的背景下，萧明华走上了属于她的历史舞台。 她并非台湾本地人，而是出生于浙江嘉兴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抗战期间举家迁往重庆避难，在那里，她完成了师范教育，结识许多思想先进的学者与学生，抗战胜利后，她赴北平继续深造，期间思想日益成熟，逐步确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她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的诗词讲授，而希望将自身所学，服务于民族命运的改变，在组织的安排下，她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员，代号“竹叶青”。 1948年，受邀前往台湾师范学院任教，表面身份是国文助教，实际上，她承担的是一项极其危险而隐秘的使命：在敌后建立情报网络，并定期将情报送回大陆，她的方式极为巧妙——讲义中夹带剪裁后的新闻纸片，家访时观察地图与设施布置，甚至将关键地形图缝入旗袍内衬，她深知，一个情报员最大的本领，不在于躲藏，而在于如何在最亮处完成最秘密的事。 她为此准备了多重暗号系统，那件藏青色旗袍，便是其中一种，晾挂在阳台表示安全，若被取下，则意味着她已遭遇危险，组织需立即销毁资料、转移据点，这种看似简单的信号机制，在高压环境中却能发挥关键作用，她所在宿舍的位置极佳，阳台正对一条小巷，同志可远距离观察，不引人注意。 1950年2月初，岛内风声骤紧，她早已察觉宿舍附近多出几名陌生面孔，常以卖烟、修电线为名在周边徘徊，她警觉性极高，立即启动预案：销毁一切纸质资料，将重要情报缝入旗袍，同时准备向同志发出最后信号，三天后，数名佩戴礼帽的男子闯入她的住所，出示保密局证件，宣称要将她带走协助调查，她平静地提出更换衣物的请求，敌人并未起疑，她走向阳台，取下那件旗袍，折叠、穿上，完成了一次无声而果断的传递。 她被带往位于青岛东路的看守所，随后接受长达数月的审讯，保密局试图从她口中获取组织结构、联络点与上层指令，她始终坚持“自己只是教书育人”的说法，面对酷刑毫不动摇，资料显示，她在狱中曾遭受电刑、烫刑、吊打，甚至被剥夺饮水与睡眠，狱医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该犯受刑后仍能清醒背诵古文，精神极为顽强，” 她的沉默令审讯人员极度挫败，一次审讯中，特务故意将一份关于解放军渡海登陆三亚的报纸摆在她面前，试图激起情绪反应，她凝视报纸片刻，面上无悲无喜，仅嘴角微微上扬，似对那些苦难日子的沉默付出终于有所回应，这一幕，被在场特务记录为“异常冷静，或具精神问题，”显然，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年轻女子如何在绝对压迫中保持如此坚韧。 她的被捕并非毫无代价，由于她及时发出信号，组织及时撤离了两处据点，销毁了数份关键文件，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她留存的那张潮汐表，成为渡海部队制定突袭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一事实，直到多年后从相关情报档案中得到佐证。 1950年11月8日清晨，马场町刑场，她被押赴行刑地点，据传，行刑时她整理好旗袍衣领，面朝西北方向，默默站立，宪兵命令她下跪，她拒绝，最终，她直立着倒下，成为那年岛上数百位无名烈士中的一人，她的遗体被草草掩埋于一处无名墓地，墓碑上无字，连亲属都未被通知。 直到1980年代初，随着相关资料的逐步解密，她的名字才重新被提起，1984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一尊以她为原型的铜像被安置其中，她的家乡嘉兴也为她立碑纪念，碑上刻的不是生卒年，而是一句简短却深刻的铭文：“她未曾告别，只是留下方向，” 那件旗袍如今静静陈列于玻璃柜中，岁月早已将其褪色，但针脚间仍可见当年匆忙缝合的痕迹，它不只是衣物，更是一件行动的工具，是抗争的象征，是一位地下工作者用生命书写的密码，在历史的深处，它悄然闪耀，像她一样，沉默却坚定，平凡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