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收留小乞丐十天，二十年后我在北京与他再相遇，我俩都哭了

北京的三月还透着刺骨的寒意，我裹紧棉袄站在劳务市场的角落里。这里每天天不亮就挤满了找活干的人，吆喝声、议价声混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像团散不开的雾。我搓着冻得发红的手，眼睛盯着远处工头的身影，突然被身后一声带着乡音的询问拽回了神。

“大哥，今天还有零活吗？”沙哑的男声里带着熟悉的尾音，我猛地转身，看见个戴着旧毛线帽的汉子。他眼角的皱纹里嵌着灰，深蓝色工装袖口磨得起球，可那口青河村特有的腔调，像把生锈的钥匙插进了记忆的锁孔。

“您是青河村的？”我喉咙发紧，心跳快得反常。汉子抬头时，我注意到他右眉尾有道淡疤——和二十年前那个总缩在墙根的小乞丐一模一样。

“是啊，老家青河村的。”他抹了把脸，露出憨厚的笑，“大哥也是？”

“你...你叫什么名字？”我攥着衣角，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张铁刚。”他话音未落，我已经红了眼眶。这个名字在心底藏了二十年，此刻像重锤般砸得我眼眶发烫。我声音发颤：“铁刚，二十年前在青河村东头老陈家，有个总跟你抢红薯的小辉，你还记得吗？”

他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三秒后，他突然扑过来紧紧抱住我，粗粝的手掌拍着我的背：“小辉哥！真是你！我找了你们家二十年啊！”他的声音混着哭腔，在寒风里碎成一片片。

记忆随着泪水漫过堤岸。那是1993年的冬天，我十岁。放学路上，我看见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在我家院墙外偷吃红薯皮。他头发结成块，棉袄露着棉絮，脚上的单鞋破得能看见脚趾。父亲发现后，不仅没赶走他，还把人领进了家门。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父亲给他盛了碗热粥，“吃饱了，明天跟小辉一块儿去上学。”我记得铁刚捧着碗的手直哆嗦，狼吞虎咽时眼泪掉进了粥里。那十天里，我们睡一张床，他教我用芦苇编蚂蚱，我把新发的橡皮分他一半。可第十一天清晨，他的床铺空了，只留下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那天我偷偷走，是不想拖累你们。”铁刚擦着眼泪，声音哽咽，“我打听到城里工地招人，想着挣了钱就回来报恩。结果在砖厂被拖欠工资，身份证也丢了...”他低下头，满是老茧的手捏着衣角，“这些年我跑遍青河村，听说陈叔生了重病...我连医药费都没能补上...”

我按住他颤抖的肩膀：“爸临走前还念叨你，说你是个要强的孩子。”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铁刚留下的红薯，反复说“这娃该成家了”，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铁刚突然扑通跪下，额头抵在我鞋面上：“小辉哥，让我给陈叔磕个头吧！”

那天收工后，我们挤在我租的地下室里。铁刚掏出贴身藏着的存折，上面攒了五万七千块：“这些年我在工地当钢筋工，省吃俭用就为了有朝一日能见你们。”他指着墙上贴的泛黄报纸，“你看，我把青河村的新闻都剪下来了，就盼着哪天能找到线索。”

我从枕头下翻出个铁皮盒，里面躺着半块石化的红薯：“爸走前让我留着，说等你回来，要带你去后山看新开的茶园。”铁刚小心翼翼地摸着红薯，突然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我们俩就这么坐在简陋的板床上，任泪水打湿了褪色的床单。

现在，铁刚搬进了我的地下室。我们白天一起去劳务市场揽活，晚上就着花生米喝口二锅头。上个月，我们用攒的钱在青河村翻新了老宅，院子里种上了铁刚从云南带回的茶树。村里人都说，这对没血缘的兄弟，把失散二十年的情分，活成了最亲的家人。每当夕阳染红工地的钢筋，铁刚总会拍拍我肩膀：“小辉哥，当年要不是陈叔，我早冻死在雪地里了。往后咱们，就当亲兄弟过。”

北风依旧呼啸，但有个能把后背交托的兄弟在身边，再冷的天，心里都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