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讲到对毛主席晚年的评价时, 好多书籍往往语焉不详, 欲说又止。有的一笔带过, 刻意回避;有的又夸大其词, 片面迎合。对此把握的好坏, 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等问题。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声庄严宣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带领人民闹革命的先锋队，正式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一身份转变带来的不仅是权力的更迭，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考验。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的诘问犹在耳畔——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主席给出的答案直指要害：靠民主制度与人民监督。这个答案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实践中。当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主席把这次进京比作“赶考”，周恩来笑着回应“不能退回来”，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当李自成”。这种清醒认知背后，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汲取。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却在短短四十多天里从胜利者沦为失败者，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军进城后迅速腐化，脱离群众。 新中国成立初期，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工业生产总值不足美国的十五分之一，人均粮食产量仅209公斤，文盲率高达80%。更严峻的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妄图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始终强调要传承延安时期的优良作风。1949年10月26日，他给陕甘宁边区同胞的信中特别提到：“延安和边区人民对全国解放有伟大贡献，希望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封信看似是对特定地区的嘱托，实则是面向全国的动员令。当时上海解放后，资本家们等着看共产党人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被“糖衣炮弹”击倒。结果他们看到的是陈毅市长带头吃大灶，解放军战士睡马路，政府机关挤在旧楼里办公。这种作风让工商界人士心服口服，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主动配合公私合营，为社会主义改造开了好头。 军队系统的作风转变更具示范意义。1952年2月，毛主席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站在国防和经济建设最前线。”这道命令让数十万解放军战士脱下军装，拿起锄头开垦北大荒。王震将军带领的十万官兵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用肩膀扛、用双手刨，硬是在荒原上开垦出千万亩良田。这些“最可爱的人”住地窝子、吃窝窝头，却把最好的粮食优先上交国家。有个战士在日记里写道：“过去打仗是为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现在种地也是为这个目标。”这种精神感染了全国人民，很快掀起全国性的生产热潮。鞍钢工人在没有技术资料的情况下，用算盘打出万吨水压机图纸；大庆工人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外，人拉肩扛安装钻机，喊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壮语。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主席始终警惕着脱离群众的危险。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既要提倡艰苦奋斗，也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种辩证思维体现在具体政策中。当鞍钢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时，他既表扬“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又指示“要解决工人洗澡难、住房紧的问题”。这种既讲原则又讲人情的领导艺术，让群众感受到共产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而是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祉的贴心人。同年11月，针对有的军队干部要求涨薪的议论，毛主席讲了著名的“酸菜论”。他说长征时红军吃树皮、喝雪水，朱总司令走四十天草地都挺过来了，现在条件改善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这种始终如一的作风，让新中国在内外交困中站稳脚跟。当美国记者斯诺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惊讶地发现：从延安窑洞到中南海，共产党人的朴素作风丝毫未变。周恩来总理的睡衣补了又补，朱德委员长下乡总背着自编的草鞋，毛主席的稿费都捐给了国家建设。这些细节比任何宣言都更有说服力。正是靠着这种“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定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用二十多年时间，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段历史证明，作风建设永远是党的生命线，什么时候这条线绷紧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这条线松懈了，各种危险就会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