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齐白石儿子家被划为地主，财产全部充公，还要遭受批斗枪毙。这让齐白石惶恐不安，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老乡毛主席“走后门”，恳求他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

1950年，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全国上下掀起了清算地主的浪潮。在湖南湘潭，齐白石的小儿子齐良元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

因家中还保有几亩祖上传下来的薄田，加之齐白石名望甚高，在当地算是“名人之后”，一纸判定便将齐良元划为了“地主分子”。

消息传来时，齐良元正在田里插秧。村干部带着民兵闯进他家，贴上封条，将家中仅有的家具、耕具、粮食一并查封，连几本破旧的《三字经》和《朱子家训》也未能幸免。

晚上，齐良元被捆绑游街，头戴纸帽，背负“地主”木牌，被押往批斗现场，群众被动员前来声讨，场面喧闹而混乱。

最让人胆寒的是，地方干部已拟定“清除典型”的名单，齐良元赫然在列，处置方式赫然写着两个字——“枪决”。

有人暗中透露给他：“你恐怕没几天了。”齐良元彻夜难眠，望着昏黄的油灯，他百思不得其解：家中祖祖辈辈都是农人，靠自耕自食度日，哪来剥削一说？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齐白石坐在北京小四合院的画案前，听着风从窗纸缝隙中钻进来。

他年已九十，头发和胡须早已花白，笔下的画却仍旧苍劲有力。但就在这天，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小儿子齐良元在湖南老家被定为地主分子，已经被捆绑示众，准备处以极刑。

齐白石闻言，如遭雷击，手中毛笔掉在地上，墨水飞溅在地板上，像是一摊没有干的血迹。

他怎么也想不通，齐家是书香门第，世代耕读，怎会被定为“剥削阶级”？

更何况那点薄田是祖上留下的，良元在家不过靠自己劳作维生，早就没有任何雇工、租佃，更谈不上什么压榨农民。

齐白石祖籍安徽宿州，明朝洪武年间迁居湖南湘潭，先祖齐伯明曾在万历年间任湖南粮道，是个清官，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

自那之后，齐家虽无显赫仕途，却始终以“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为家训。

齐良元从小跟着父亲学艺，却并无太高造诣，便留在老家种田度日，从不惹事，乡里乡亲提起他都说“齐老三是个老实人”。

齐白石知道，若不赶紧设法营救，儿子恐怕命不久矣。他老人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只能咬牙提笔，写下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封信。他把信写给了家乡老乡——毛泽东主席。

他在信中言辞恳切，既没有指责地方干部的失误，也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压人。

他只是说：“我齐白石今年九十有一，儿子齐良元在家中务农，靠自己耕种度日，实非剥削阶级。

今得知良元被划为地主，甚至面临极刑，老朽心如刀割。恳请主席体察实情，勿使忠良之子横遭不白之冤。”

这封信由一位北京画界朋友辗转送到中南海，最终交到了毛泽东手中。毛主席读后沉思许久。他记得齐白石，记得这个一生笔墨丹青、心地淳厚的老人，曾经送过画作给延安。

他看得出来，这封信并不是为了替儿子谋私，而是出于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血脉深情。

毛泽东当即在信上批示：“查明情况，若属冤错，应予更正。”并指派湖南省委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王首道予以彻查。

王首道接到指示后不敢怠慢，亲自组织干部下乡到湘潭对齐良元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出炉——事实确实如齐白石所说。

齐家虽有几亩地，但这些土地是明清流传下来的自耕田，早在民国年间就已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质。

齐良元没有雇人耕作，全部亲力亲为，收成勉强温饱。在村里，他还经常帮扶邻居，从未因地主身份欺压过人。

一位年迈的老人在调查中含泪说道：“良元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就靠那几亩田养家糊口，他哪是地主啊？他穷得连布鞋都舍不得买，打赤脚下地干活，连个骂人的声音都没听过。”

基于调查结论，王首道立即主持召开了小范围的专题会议，决定撤销原先“地主”定性，重新将齐良元划为“下中农”，并责令相关责任干部做出检讨，终止了对齐良元的“批斗处理”。

至于已被充公的物品，也尽可能予以返还。

这一决定及时地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齐白石在北京接到儿子无事的回信时，老泪纵横。

他捧着信，望着北方灰蒙的天，自言自语道：“这条命，是主席救的，是老百姓的公道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