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共地下党员周迪道因叛徒出卖，被日伪军逮捕。 被抓后，伪军劝说他为其办事，刺探我军情报，他也很快答应，成为了叛徒。

然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民众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周迪道的计谋。   1944年，周迪道担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 被抓后，日本宪兵队带着叛徒当场指认了他。   在他的身份暴露后，周迪道已经做好了以身殉道的准备，他早就知晓日军逼供的手段，哪怕是死也不会背叛组织。   可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并未对他处以极刑，甚至在不久后还将他给放了。

周迪道深知日本人没这么好心，这么做一定有阴谋。   果然，日军很快就说出了想法，他们为了钓大鱼，希望周迪道能做他们的探子，刺探新四军的情报。   在得知日军的阴谋后，周迪道第一反应就是宁死不从，他绝不可能当卖国贼。

可当冷静后，他想何不利用此机会潜入日军内部，获取情报，也能顺势揪出潜伏在我军中的眼线。   很快，周迪道就秘密向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组织效力。

浙东区委再三思量过后，批准了他的潜伏计划。   在得到答复后，周迪道很快就向日军投诚，为了表示诚意，他还带着几位队友一起“叛变”。   这几位同志都是优秀的底下党员，他们和周迪道一起组成了“400反间谍小组”。

周迪道作为组长，带着几位同志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反间谍大战。   可当日军高层铃木政一得知此事后，却对周迪道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按照他从前接触过的，那些中共党员经验来说。

大多党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职位越高的，信仰越深，越不可能叛变。   铃木政一怀疑周迪道的叛变，可能有蹊跷，他表面上对周迪道等人以礼相待，但私下从未放下戒心。

不仅不让他们接触到日军内部消息，还时常派人监视着他们。   周迪道明白要想获得铃木政一的信任，必须要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他联合小组成员，为日军提供了新四军的据点，日常开会地点。   当然，这些信息早已失效，日军大队人马赶去只能扑了个空。 每当这时，周迪道总会扼腕叹息，表现出懊恼的样子来。   除此外，周迪道经常和日伪军一起外出潇洒、花天酒地，表现出一副被声色犬马腐蚀的模样。

凭借着高超的伪装，日军逐渐放下了戒心，将他当成了自己人。     获得了日军信任的周迪道，化名为朱人达，成为了日军宪兵队1号密探。

表面上他帮助日军做事，私底下却带着小组成员渗透到日伪军各部门，积极搜寻敌方情报，筹集资金、物资送往我军前线。   1944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准备了一批火药用于制作手榴弹，需要人把火药从上海运输到宁波。   当时的宁波被日伪军严防死守，苍蝇都难以混进去，更别说一箱子火药了。

400小组在接到任务后，急的一筹莫展，到底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周迪道很快想了个办法。

当时铃木政一正要带夫人去上海游玩，他便以妻子莫奇也想见见世面为由，希望一同前往。   莫奇正是我党地下女党员徐笑秋，她和周迪道为了方便潜伏，才扮成了假夫妻。

到了上海后，周迪道秘密联系了上海地下党员，将火药全部装在了妻子莫奇的手提箱中。   然而，等到了宁波火车站时，日本宪兵队却突然开始了搜查，不少平民的皮箱都被当众打开。

周迪道看到后，立即将箱子拿到了手中，并直接将箱子交给了日军高层。

他暗示这是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土特产”，希望能行个方便。

当时，在日伪军中，不少军官都有着走私敛财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早都习以为常。

周迪道许诺，箱子里的东西到时候会分对方一半。   在利益的驱使下，日军高层拿着箱子躲过了宪兵队的搜查。

之后，这批火药几经辗转，终于成功送到了浙东游击队手中。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而周迪道领导的400小组没有一位成员暴露，甚至还在暗中成功策反了几十位日本宪兵队的密探。

400小组为组织提供了情报，为前线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成为了抗战时期最成功的潜伏小组之一。   在艰难的抗战年代，有太多周迪道这样的无名英雄。

他们背负叛徒的骂名，为国家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行走在黑暗中，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