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便装去开女儿的家长会，被人问起：老哥贵姓？干啥工作的？ “您贵姓？在哪个单位高就？”1974年3月的一个午后，北京某小学教室里飘着粉笔灰，坐在后排的家长打量着身旁这位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华国锋放下手中的会议记录本，笑着回应：“免贵姓华，给群众跑腿的。”这段发生在特殊历史节点的对话，恰似一滴水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映照出这位政治人物贯穿始终的平民底色。 当时刚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华国锋，处理完上午的国务会议就匆匆赶往女儿学校。教室墙上贴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角落里堆着防空洞施工用的铁锹。他特意叮嘱司机把吉普车停在两条街外，踩着早春的泥泞独自走进校园。当邻座家长听说这位“老华”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啧啧称奇：“您这工作强度，赶上我们车间主任了！”华国锋摆摆手：“给老百姓办事，哪能分白天黑夜。”这段鲜为人知的家长会经历，在三十年后被校工回忆起来，仍觉恍如昨日。 追溯这种作风的根源，必须回到1953年的湘江之畔。那年深秋，毛主席在株洲专列上首次接见湘潭县委书记华国锋。当主席问及全县互助组数量时，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年轻干部竟掏出随身携带的蓝皮笔记本，用钢笔在空白页画出三幅柱状图。“您看，韶山冲的互助组比去年翻了两番，但耕牛配给率还卡在七成。”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汇报方式让主席眼睛一亮，特意留他共进午饭。餐桌上摆着辣椒炒肉和空心菜，华国锋说起在交城打游击时用酸菜汤配窝头的日子，引得主席开怀大笑。 历史总在偶然中孕育必然。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召华国锋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工作。工作人员记得有次主席突然考问：“要是让你管全国农业，头件事做什么？”华国锋不假思索：“先把全国生产队的账本晒到太阳底下。”这种务实态度让主席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会议上直言：“华国锋同志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三年后那个春寒料峭的四月，当主席提议他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时，正在田间查看小麦长势的华国锋连夜赶回中南海，裤脚上还沾着河南的黄土。 关于1976年秋天的惊心动魄，历史档案里藏着耐人寻味的细节。10月6日行动前夜，华国锋在办公室反复擦拭那支跟随他二十年的金星钢笔。当工作人员提醒他该换支新笔时，他说：“老伙计用惯了，能写清楚文件就行。”这种务实作风同样体现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上。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私下对叶剑英说：“改革开放这盘棋，需要老将出马。”后来在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主动提出：“对我的工作要多写缺点，少写成绩。” 卸任后的华国锋住在西皇城根九号院，院子里种着葡萄和冬枣。每月领到工资，他总要分出三分之一接济老区群众。有年冬天，山西交城送来两筐大枣，他转手就送给胡同里的孤寡老人。街道主任老李头有次打趣：“您这级别该住小洋楼，咋跟我们挤大杂院？”华国锋指指晾在竹竿上的旧棉袄：“能挡风遮雨就行，当年在吕梁山打游击，有个草棚子睡觉都是福气。” 最让街坊们感慨的是1995年那次返乡。交城百姓听说华老回来，自发聚集在汽车站。他让司机绕道后山小路，结果还是被放羊的老汉认出来。面对乌泱泱的欢迎人群，他站在拖拉机车斗里喊话：“乡亲们的情意我领了，但地里庄稼不等人，大家伙都回吧！”当晚住在县委招待所，他坚持要和工作人员吃同样的白菜炖豆腐。次日天没亮就悄悄离开，留下张字条：“添麻烦了，水电费已结清。” 2008年8月2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外的槐树落着秋蝉。遵照遗嘱，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家乡带来的黄土撒在灵柩上。当年那位在家长会上与他攀谈的工人后代，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带着孙子在交城卦山陵园献上一束野菊花：“看看，这就是你课本里说的华爷爷。”山风吹动松涛，仿佛在诉说那个关于初心与本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