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荀子各有一个历史发现与见解，触碰到了中国社会的痛处。一个是朝代更替问题，一个是法制人治问题。两千多年过去了，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意识到，孟子与荀子当年的问题，其实远没有解决。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梁启超认为：孟子所言，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冶而不能复乱。荀子有“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梁启超认为：荀子此语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荀子的观点很有可能是来自《周易》，该书有“苟无其人，道不虚行”的认识，荀子观点就是对《周易》见解的发挥。 “話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这其实也是孟子“一治一乱”说的另一说法。钱穆上小学时，他的小学老师亦曾批判过《三国演义》的“分久必合”观，给钱穆以极大的思想震撼，“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那一年钱穆十岁。钱穆老师的认识，恐怕还是来自梁启超的思想启蒙。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荀子的观点有一个修正，他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要求“治人”，是偶然飘忽的，而建立“治法”才是根本性的措施。李泽厚对黄宗羲的观点给以极高的评价。 李泽厚在解读《论语》“举直错诸枉”一段时说，若无制度保障，“举直错枉”亦有何益？如有制度保证，“有治人”当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