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刘鹗《老残游记》的文化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一、斯人长存刘铁云

许多人都读过或至少知道，《哦，船长，我的船长！》（Oh Captain! My Captain! ）是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为悼念林肯总统而写下的著名诗篇。作品写于1865年，其中包含这样动情的咏叹——“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修订版）

不过大家不应忘记，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约略同期还驻留着一艘来自中国的航船。那就是晚清刘鹗（1857—1909）在小说作品《老残游记》中，以遭遇骇人风浪而即将沉覆的巨轮，来象征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清政府。

刘鹗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他写作《老残游记》时署名“鸿（洪）都百炼生”。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他的生命不算漫长，1857年（清咸丰七年）农历九月初一生于江苏六合，1909年七月初八日因脑溢血逝世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尽管在那段峥嵘岁月里，他的人生充满各种争议，然而正如翻译家杨宪益（1915-2009）所言，“刘鹗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点。他的治黄工作、开采山西铁矿、赈济北京灾民、发现甲骨文和写作《老残游记》等等，其中任何一项就足能使一个人感到自豪了。”（语出杨宪益著，刘德平译《关于<老残游记>》，发表于1982年英文版《中国文学》，引文据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页。）

刘鹗照片

小说杰作《老残游记》最初部分发表于1903年。故事的主人公是江南人氏、游方郎中铁英（号补残，人称老残），其观览、交游的活动舞台以山东省为主。

小说设定的年代则是1891年，彼时国内政坛风起云涌，又兼西潮东渐。对照刘鹗《自叙》中有关主人公“老残”名号的解说与慨叹，所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刘鹗著，陈翔鹤校，戴鸿森注《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以后引用作品，皆出此本，不再做注），令人不禁联想同为易代之际的明遗民陈忱口中的“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水浒后传序》，载萧相恺辑校《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1103页）

众所周知，鲁迅（1881—1936）《中国小说史略》视本书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海外学者如夏志清（1921—2013）则将其归入“政治小说”之列。

完整看来，书中的湖光山色、泉水叮咚与揭露所谓“清官”之恶和关心国族命运，形成了小说艺术与思想意义的“二重唱”。名为“游记”，不过如李欧梵指出的，《老残游记》至少有三个层次：即老残的山水之游、社会之游、“心灵”之游。

《天津日日新闻》版《老残游记》

二、地理·伦理·哲理：《老残游记》的文化学价值

胡适曾以清初问世的世情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为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囊括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风俗、教育史、经济史、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在此方面《老残游记》亦不遑多让，同样具备充沛的文化学价值，下文将从书中的地理环境描写、伦理观念传达以及哲理意蕴发抒三个方面加以总结。

首先，地理与风景描写构成了全书一部分精华。

如果说赵雷的《成都》是一首歌唱火了一座城，那么《老残游记》之于济南，也有着类似的广告宣扬作用。无论是讴歌济南城美丽风光的大明湖、四大泉水与美人绝调段落，还是直接描写黄河冰封，都以照相机式的镜头捕捉，摄录了真实可感的自然美景。

由此出发，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活叶文选，就分别以《明湖居说书》《黄河上打冰》为题，选录了《老残游记》卷二和卷十二的部分内容。

举例来看，卷十二《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这样描摹主人公的“仰望星空”：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哪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得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得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

那北斗正斜倚在紫薇垣的西边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老残游记》外编手稿

可见这里是绾合书本知识（《诗经》、大谢诗歌）与生活经验，并在二者的彼此印证中看待自然景致。接下来，随着心潮起伏，观察之眼顺理成章地从面前的景物移开：

“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

其次考察《老残游记》中的伦理观念及表达。

玉贤害死之人包括地主于朝栋父子（卷四、卷五），车店掌柜老董向老残讲述了如此情形：“吴举人接连作了几个揖，重托了出去。赶到东门口，等他亲家、女婿进来。不过一钟茶的时候，那马兵押着车子已到。吴举人抢到面前，见他三人，面无人色。于朝栋看了看，只说了一句‘亲家救我’，那眼泪就同潮水一样的直流下来。”世间所谓“患难见真情”，放在这里就凸显一对儿女亲家之间的悲喜相通、荣辱与共。

又如“妻妾”这一重人伦关系，生活中应该如何处理，刘鹗似乎秉持较为悲观的观点。二集卷四借斗姥宫逸云之口说道：

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闷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气；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

林语堂《老残游记》英译本

我们知道初集刻画了于家儿媳吴氏自刎殉节的形象，可谓贞节烈妇，而二集里同出于逸云这位青年尼姑之口的，还有对待女性贞节问题的开明见解：

譬如女子失节，是个大过犯，比吃荤重万倍。试问你们姨太太失了多少节了？这罪还数得清吗？其实，若认真从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处子毫无分别。因为失节不是自己要失的，为势所迫，出于不得已，所以无罪。

如果说作家笔下真实可信、细致入微的地理环境摹写，乃奠基于丰厚生活体验与长期观察，而小说传达的伦理意识又来源于严格整齐但并不拘泥陈腐的礼法，那么由人世间的观察、体验，上升到哲理意味的咀嚼回味，同样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兴致。

本书分辨赃官与清官，并揭开所谓“清官”的真面目，实乃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卷十六评语曰：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联想到启功（1912-2005）先生的一番议论，“庸医杀人，世所易见，名医杀人，人所难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启功著，赵仁珪注释《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2013年，第20页），这种凭借理性来烛照现实的穿透力，不禁让人深感英雄之所见略同。

《论书绝句》注释本

再如全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指出不谙世故的害处。卷十四中老残称，“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不仅是要求通权达变，对古人的办法方案择善而从的治理黄河之事，倘使环顾我们的日常生活，那种“专门家多隘”的例子，实在屡见不鲜。

三、《老残游记》小说艺术贡献与文学史意义

提到《老残游记》的艺术造诣，自鲁迅、胡适以来的历代学人，可谓交口称赞。例如，《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就给予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的定评。胡适《<老残游记>序》更进一步指出：

但是《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206-207页）

胡适《老残游记序》

且看卷二描写大明湖，笔触之细微透显的是作者文心之细腻：

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

应当说，胡先生等人首倡的观点，在后辈学人那里得到继续引申与发挥，从而正式提出“古典小说中景物描写大体经历了由少渐多的过程，到刘鹗的《老残游记》时，景物描写已成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艺术特色。”（汪花荣《章回小说景物描写及其转变》，《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95页。）

再举卷十《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中，屿姑和桑家姊妹、黄龙子弹奏箜篌的精彩一节。所谓“这时黄龙子隐几仰天，撮唇齐口，发啸相和。尔时，喉声，角声，弦声，铃声，俱分辨不出。耳中但听得风声，水声，人马蹙踏声，旌旗熠耀声，干戈击轧声，金鼓薄伐声”——这样的声音书写，效果突出且层次分明，应该得力于刘鹗深知乐器的性能，自己也能弹奏古琴。

又如胡适所举全书“最用气力的描写”——王小玉（白妞）说书。其中写道这样的视听场景：

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哪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相逢一哭为苍生：话说刘鹗》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东洋烟火尚属于新鲜事物，但就被作家纳入笔下，可见其思想的新潮。

这里还想补充一句来自义仆李贵的旁白。他原出身历城农民家庭，在刘家整整六十年，经历从刘鹗父亲刘成忠到“德”字辈的五代人。李贵介绍《老残游记》“所说在济南明湖居听白妞儿和黑妞儿说书，是确有其事，也确有其人。姐姐叫白妞儿，妹妹叫黑妞儿。白妞儿说的《黑驴段》，我虽然站在最后排，也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说到最快的时候，也字字入耳。”（引自刘德馨《我的回忆》，收入《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48页）

由此看出，作家对于“明湖居说书”的成功演绎，若干声音/听觉叙事的杰出刻画，既富含来自生活的源头活水，同时也是艺术才能的淋漓展现。细究这种才能，必定包括想象之新奇、词句之新颖与风格之新特。

接着，我们试图将该部小说置于古典小说史的谱系脉络予以定位，同时又梳理它与传统文学的血脉联系。

一方面，刘鹗此作是中国小说史发展到晚清近代，让人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的成果。

正如胡适1917年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所云，《老残游记》“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白石老人（1864-1957）作画有“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名言，刘鹗创作小说，可说是深谙其中三昧。

《胡适全集》

透过此一视角，我们注意到书中的《西游记》影响痕迹。如卷二写观众听王小玉的鼓书，“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卷十七说老残深感“却被一封书便救活了两条性命，比吃了人参果心里还快活！”

读者不应忘记，这种神话传说中的仙果，在《西游记》中就曾得到突出表现。其他诸如卷十一所引黄龙子与申子平对话提到的真假“乌鸡国王”，以及二集卷三逸云用上“火焰山”形容自己与任三爷的过往情缘，“这两夜，却是想到好的时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时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热，一霎凉，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

当然，相较以上影响作用于语词、意象，而停留在浅表层面，《老残游记》师法《红楼梦》更明显、更深入，堪称是所谓“红楼后劲”。

例如初编卷十屿姑对申子平介绍扈姑、胜姑姊妹，酷似林黛玉入贾府时的“四春”登场。卷十五黄人瑞向老残介绍案情，提及齐东镇贾老翁家的两男一女，其中女儿外号“贾探春”，这又说明该书人物设置、塑造方面沿袭经典的做法，所谓“他那女儿今年十九岁，像貌长得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干，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个浑名，叫做‘贾探春’。”

再如二集卷五所叙，斗姥宫青年尼姑逸云、靓云与老残谈论佛经《金刚经》，饱含禅机，其场面描写神似《红楼梦》中宝玉与黛、钗说《庄子》禅理。

还有外编残稿卷一，涉及到《红楼梦》里男性人物如薛蟠、贾琏、贾环的称呼问题，也被作者津津有味地讨论了一番。

《老残游记》第十一回残稿

当然，《老残游记》作为“红楼后劲”最直截的证据，还要属初集的《自叙》：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无怪2001年周汝昌（1918—2012）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做题为《〈红楼梦〉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演讲，据此提出：

《老残游记》是受《红楼梦》的影响最深刻的，但不是照猫画虎。因为刘鹗是个大学者，他懂《红楼梦》。他在序里第一个解释“千红一窟”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杯”是“万艳同悲”。你看这个人了不起，以前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些话。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与经典诗文乃至雅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血脉贯通的联系。前文所述声音/听觉叙事的杰出刻画，我们即可以将其与唐宋诗文作品《琵琶行》（白居易）、《李凭箜篌引》（李贺）、《秋声赋》（欧阳修）等进行比照合观：

亚东版《老残游记》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丁放、武道房等选注《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这里的文赋《秋声赋》运用多处譬喻比拟手法，绘声绘色地传达“秋声”的形象组成，并且由诸般声响的喧阗而至于戛然而止的寂静，笔端的文法处理与节奏控制显得游刃有余。

相较起来，刘鹗眼中老残有感于玉贤这样的官僚当道，竟然大肆运用站笼酷刑来凌虐百姓，以之换来“万家流血顶染猩红”，由此当他听到乌鸦叫声，就不得不发出沉痛的感慨：

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处，不觉怒发冲冠，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方出心头之恨。（初集卷六）

应当说，这里的听觉表现具有直露、酣畅的特点，虽少了些古典的神韵，但亦符合现代人欣赏的情味。

《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著，刘绍铭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夏志清曾主张《老残游记》研究的新鲜视角，“单纯褒扬作者的描写能力，则他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形式与技巧两方面所作的革新，我们便可能觉察不到，而这革新远较描写能力来得卓绝。”（《<老残游记>新论》，选自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8月初版之《老残游记》附录，收入《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76页）

不过，后文他笔锋一转，又谈起刘鹗与杜甫之共性比较，借此考察其与传统文学的联结关系来：

在所列举的有力类的哭者中，刘鹗与杜甫最为接近。刘鹗与诗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逊色，由此可见他的伟大。他能摹擅写，在传统中国小说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犹如杜甫之于众诗人。二者同样忧时感世，虽然极其悲戚沮丧，但对中国的传统，信念坚贞不渝。杜甫中期的诗，是浪游于苦难时局中的记录，犹如《老残游记》。二者既对暴戾和不平痛心疾首，而又同样表现出热爱山水和率真的意趣。（《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79-480页）

这样的论点深具启发性，也提醒我们刘鹗创作的传统文化渊源，丝毫不影响他的革新能力，而试图论定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自当依据眼前、身后的相关作品。

纪昀评点本《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通变》有谓“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老残游记》在后人钻研文学继承与革新问题之际，提供了绝佳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