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捕快卑贱至极，毫无社会地位可言，根本无法与警察划等号

大明弘治十二年，也就是1499年的五月份头一天，北边的直隶地区顺德府的唐山县里。

在县太爷胡夏卞的大堂上，他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喊道：

你们这些狡猾的家伙，赵家被抢的事，受害人已经多次来问进展了。按照规定，五天查一次，今天就是期限，结果你们什么都没查到。我看你们就是敷衍了事，不认真干活。来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十棍子！

话一说完，几个穿黑衣的公差立刻把那两个跪在地上的捕快架起来，动作熟练地拉开他们的裤子，接着就是一顿棍棒，啪啪作响，十下棍子下去，屁股立马就肿得高高的。

那个挨打的捕快心里虽有委屈，但啥也不敢说，只能自认倒霉。他挣扎着爬起来，即便腿瘸了也得硬着头皮继续外出办案……

在唐朝那会儿，捕快有个别样的称呼，叫“不良人”。

到了宋朝那会儿，有俩差事，一个叫“捕快”，另一个叫“快手”。捕快呢，主要是负责在街上巡逻，抓那些小偷小摸的坏人。而快手，他们的活儿就是跑来跑去送官府的文件，还有催着老百姓交税。

到了明朝那会儿，大明律里头就开始提“应捕”或者“应捕的人”了，说“捕役”和“快手”这些人都得负责查案子、抓小偷强盗啥的，因此大伙儿就把他们一块儿叫作“捕快”。

一般说起来，捕快这个词，主要是指明朝那时候的捕快。不过也得知道，清朝在很多方面都是照着明朝来的，所以清朝的捕快，跟明朝的基本上没啥两样。

捕快的活儿主要就是查案抓坏人，比如破解刑事案件，逮捕那些小偷强盗啥的，说起来跟现在的警察挺像的，没啥大差别。

但这可不意味着就能和警察相提并论，说白了，身份、未来前景、社会地位这些，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在明朝，地方官府的工作人员主要分三块，就是“当官的”、“办事的”和“跑腿的”。“当官的”就是那些有正式官职的人。“办事的”呢，指的是在官府里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他们虽然没官职，但事儿可不少干。还有“跑腿的”，这些主要是负责一些具体执行工作的人员，比如传递消息、押送物资等等。总的来说，这三类人共同构成了明代基层官府的人员架构。

这里面说的“官”，就是那些有级别的官吏，像知县、县丞、主簿、教谕、巡检这些。他们的级别有七品的，京县的官员级别高点，是六品，还有八品、九品的，各不相同。管这些官员的是吏部，他们手里有官印，算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吏啊，说的就是书吏和经制吏两种人。书吏呢，主要是在六房里抄抄写写公文，整理整理文件啥的，所以在明朝那会儿，人们也叫他们“书手”。而经制吏呢，干的活儿就比较杂了，像是收钱收粮收税，还有安排徭役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他们的活儿。

虽然吏没法往上升官，地位上跟官比那是差远了，但他们好歹也是朝廷正经发工资的人，而且并不影响他们去考科举，走正道谋前程。

而说到差役呢，就是分三种，分别是皂役、壮役和快役。皂役就像是后勤人员，主要干些站堂、执行刑罚的活儿；壮役呢，就是负责看守城门、仓库这些地方；快役则是外出办事的，他们负责抓人、破案，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捕快”。

捕快呢，他们也算是体制内的“正规军”，天天穿着黑衣服，腰里挂着朝廷给的牌子，带着腰刀或是铁尺，兜里还揣着铁链子。老百姓都管他们叫“捕爷”、“头儿”、“牌爷”，看上去那叫一个神气十足。

不过，他们在地位上跟官员和公差比起来，那可是差得远了。

在明朝，捕快这行当被视为“下等行业”，就像“皂隶、马夫、小跑腿、步兵、弓箭手、牢卒、看门人、运粮的、验尸的、还有捕快番子”，这些都算是低贱的活儿，他们的地位跟“仆人、戏子、叫花子”没啥两样……

最关键的是，家里三代人都不能去考科举了。

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出路，其他啥都不算数。这么做，简直就是自己断了自己的前程。

捕快们虽然平时大呼小叫的，但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根本没啥地位。老百姓呢，虽然平时看起来胆小怕事，但他们可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士农工商”中的一员，是正儿八经的良民。只要好好读书，他们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的提升。

在当官的眼中，捕快其实不怎么被当人对待，他们对捕快往往没啥尊重。

从查案时的“限时规定”就能明显看出这一点：要是哪个地方发生了刑事案件，负责查案的捕快可得抓紧时间了，他们每五天要比对一次进展，每十天得有个明确的结果。要是到期还没破案，那可就得挨棍子了，作为惩罚。

碰到个特别严厉的正印官，那捕快被他处决一两个，根本就不算啥稀奇事了。

还有啊，捕快不能“走大门，横冲直撞，坐官老爷的位子”。电视剧《繁城之下》里的那个场面真的太不对劲了，捕快是不能在衙门大堂上坐着的，就连捕头也不成。

说实话，捕头这个叫法，其实就是捕快团队里头的内部说法，大明朝的官方行政设置里头，压根儿就没“捕头”这个职位。

因此，捕头这个身份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说到底，他们还是捕快，地位没变。

捕快们其实是没有正经薪水的，所以说他们根本就不是靠朝廷吃饭的。每年呢，他们所属的衙门会给点儿“辛苦费”，也就够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想换个身份地位那是门儿都没有。这样一来，大部分的捕快在道德方面都挺松散的。

他们平时经常借着查案的名头来敲诈别人，有时候为了赶紧结案，还会随便找个人来背锅，搞出一些冤枉人的假案错案。

在收税和分配劳役时，他们会想各种办法来捞点外快。就说这吧，前脚刚走一批公差，后脚新的又来了。旧粮刚交上，新粮的催缴又开始了。农民们辛苦种的乡丝还没熟呢，布衫就已经破破烂烂，迫不得已去当铺典当，结果还被当铺的人欺负，哭得那叫一个惨。

他们可不是像《武林外传》里的小六和老邢那样，单纯又善良。

因此，尽管老百姓表面上会客气地叫他们“捕快大爷”、“头目大人”，但背地里没有一个不鄙视他们的，都私下里喊他们“衙门虎狼”、“衙门笨蛋”。

捕快们虽然没法直接吃上皇家的俸禄，一年到头就靠那点“辛苦钱”过日子，但好歹也是官府里的“正式编制员工”。由于他们手头能捞到不少暗地里的好处，甚至是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所以实际上他们的钱袋子还是挺鼓的。

结果，有些不务正业、爱捣乱的人也想尽各种招数，想要挤进捕快的行列，但大多都没能成功。

到最后，没办法只能选个次一点的，去当个“白役”。

“白役”其实就是那些没正式编制的捕快，人们也叫他们“副役”或者“副差”。

因为正式编制的“固定差役”人数不够，加上衙门里每天的任务又多又杂，所以需要很多捕快来帮忙，但现在就是人手不够。

从明朝嘉靖那时候起，地方上的州县就开始流行用白役了，这事儿变得很常见。

《明神宗实录》里头讲了：白役的人数比正经差役多了好多，干活儿时，一般一个正经差役得配上三个白役。

对于这种地方官府偷偷招了很多捕快的情况，吏部虽然发话了：“按规矩来，不能随便乱招”，但实际上并没啥管用的办法来阻止。

对上官来说，只要能保证钱粮赋税、徭役这些该收的都按时足额到手，社会秩序不乱，那他也就懒得去细究太多了。

这些干白活的常常连基本的“公差钱”都捞不着，那他们肯定是有所企图，这不难猜。

再说，那些捕快也就只能对平民百姓摆摆威风，一碰到地方上的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可就不敢乱来了。

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不太瞧得上眼的秀才，但在大明朝那会儿，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要是捕快不小心惹到了秀才，秀才那是完全有底气给捕快几个大耳光的。

被打的捕快不会反击，也没法找知县帮忙，因为知县不可能为了捕快去得罪读书人，他们才是一路人，到底都是讲究名分礼教的人。

因此，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不敢吭声。

要是真动手反击了，秀才只需招呼一声他的同学们，大家立马响应，一块儿跑到孔庙集合，再去学政衙门寻求支持。

这事要是闹大了，那当差的捕快，轻的会被打发回家，重的可能会被流放，甚至还可能丢了性命。

讲真的，捕快和现在的警察真的没法比，完全不是一码事。从社会地位到发展空间，再到职业的未来和收入待遇，那差别简直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