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北漂辛酸史：倾尽所有扶弟买房，却反被弟媳逼出家门

1912年5月5日，31岁的鲁迅踏上北上的火车，兜里揣着好友许寿裳的举荐信，成了民国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那时的他，月薪220银元，换算到今天约等于月入2万，但“北漂”的焦虑一点不比现代人少——住绍兴会馆的木板房，半夜被臭虫咬醒，只能灌半壶黄酒麻痹自己。

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无趣，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枯坐终日，极致聊赖。每天打卡上班，看前清遗老喝茶吹牛，唯一乐趣是下班冲去琉璃厂淘古碑拓片。同事说他像台“人形打印机”，抄了六年古碑，攒下的拓片能塞满三间房，却连个固定住所都没有。直到1919年，38岁的他咬牙干了件大事：掏空积蓄，拉上二弟周作人，花3675银元买下八道湾胡同的三进四合院。这笔钱有多沉？相当于他一年工资，还得搭上绍兴祖宅的卖房款，甚至去银行借了500元短期贷款。

搬进28间房的大院那天，鲁迅把朝南的正房让给弟弟一家，自己挤进朝北的偏屋。他以为这是全家团圆的开端，却不知埋下了一颗雷。弟媳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孩子生病必须请日本大夫，出门必坐汽车，连痰盂都要从东京进口。鲁迅月薪300银元全填进家用，还要熬夜写稿赚外快，而信子一边抱怨“钱不够花”，一边给娘家寄钱。

兄弟妯娌间，因为家里的琐事，矛盾积怨越来越多。终于鲁迅跟弟弟周作人，也不知因什么事越吵越凶，最后两个体面的大知识分子，居然扭打在一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甩来一封信，开头冷冰冰写着“鲁迅先生”，勒令他“不要再来后院”。第二天鲁迅想去问个明白，却被信子举着花瓶砸出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只写了十个字：“上午收拾行李，下午搬至砖塔胡同。”没解释、没控诉，倒有几分脱离苦海的潇洒。对于鲁迅来说，他这一生最大的耻辱，就是活成了弟媳的ATM机。”

带着满身伤痕，46岁的他再次成为买房大军的一员。顶着酷暑连看21套房，最终在西三条胡同捡漏一套“老破小”——六间屋加一口枯井，总价800银元。装修时连砖瓦都亲自盯，硬是在正房后搭出间8平米的“老虎尾巴”，白天当书房，晚上当婚房。1925年某个雪夜，他在这间漏风的屋里写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一墙之隔，还住着母亲硬塞给他的原配朱安。

1926年8月26日，鲁迅攥着厦门大学的聘书逃离北京。火车开动时，他或许想起了14年前那个满怀希望的自己——那时他以为京城容得下肉身，也盛得下灵魂。直到被房贷、亲情和时代碾过才懂：原来北漂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安家，而是如何在理想的废墟里，守住那点不肯熄灭的火种。